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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诗人吴嵩梁的诗风嬗变
文章字数：2565
风格，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风格不但能够传达作品内容含义，还能反映作者思想个性。吴嵩梁（1766—1834），字子山，号兰雪，江西省抚州府东乡县新田人。吴嵩梁以诗歌名世，著有《香苏山馆诗钞》三十六卷。在历来的评点之中，吴嵩梁的诗风或被认为“雄宕清峭”，或被认为“清华典雅”。然而，若要整体观照吴嵩梁的诗歌创作，除其自编诗集以外，还必须关注到其诗歌收录于乾嘉时期多部总集之中，其中部分诗歌与吴嵩梁《香苏山馆诗钞》存在异文。通过对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进行校勘，可以看出吴嵩梁的诗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存在着由“幽艳”到“清雅”的发展路径。这种诗风上的变化与诗人的生平经历以及交游往来密切相关，也正反映了其不同人生阶段下的心路历程。
吴嵩梁的诗歌创作生涯始于乾隆年间，作者自言十岁时便能诗。然而直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吴嵩梁已年过半百，才第一次汇总前作，刊刻《香苏山馆诗钞》。在此之前，吴嵩梁的诗歌作品被收录于法式善辑《朋旧及见录》、孙星衍辑《邗上题襟集选》两部总集之中。
一、法式善辑《朋旧及见录》
法式善辑《朋旧及见录》稿本，六十四卷。“十年听雨者，谓之朋旧；千里论文者，亦谓之朋旧。”法式善选吴嵩梁诗，正因其是故友。自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初识，直至嘉庆十八年（1813）法式善去世，两人相交二十余年，往来甚密。法式善曾组织“诗龛雅集”，召集洪亮吉、张问陶等众多居于京师的文士们宴会，其中吴嵩梁曾多次在此留宿，与法式善和“诗龛”的关系较为亲密。《朋旧及见录》卷四十八选吴嵩梁诗七十一首，见于《香苏山馆诗钞》各卷。
法式善有《题交游尺牍后·吴兰雪博士》：“字尾署名诗弟子，二十年来托生死。怪君喜作幽艳诗，近来汰尽粉与脂。”据此可知，吴嵩梁早年诗被法式善认为过于“幽艳”，中年以后诗风有所转变，“清超雅健，刊尽浮华”。此本所收诗歌均为吴嵩梁的早年之作，中年以后，吴嵩梁对这些作品作了大幅修改。
总览两书异文可以看出，青年时期，吴嵩梁善于用“寒香、瘦骨、惆怅、伤神”等词，营造凄清之境。据其生平可知，他的科举为官之路并不顺畅。嘉庆五年（1800）始举于乡，此时吴嵩梁已三十五岁。怀才不遇之苦、壮志难酬之恨在早年间必然时时刻刻萦绕在他心头，因而诗歌风格也就有意走向哀苦凄艳之地。中年以后，吴嵩梁的官运逐渐顺畅，心态随之平和，再加上法式善等人的评论影响，吴嵩梁的诗歌逐渐洗尽铅华。相比原句，新修订的版本仅仅改动几字，然而古意尽显，可见诗人功力见长。
法式善辑《朋旧及见录》中，另有《除夜》《余家蓄兰苦瘦今岁始花感而作诗》《晚凉》《倦游》《寄杨蓉裳》《珠湖夜泊》六首诗歌并未见于《香苏山馆诗钞》，均为五言绝句。受法式善评论影响，吴嵩梁在集中有意避免诗歌在风格上过于哀苦，这或许为此六首诗被删弃的主要原因。
二、孙星衍辑《邗上题襟集选》
孙星衍辑《邗上题襟集选》，两册两卷。曾燠任两淮盐运使期间建题襟馆，使得扬州成为嘉道时期文学重镇。吴嵩梁是题襟馆的常客，与乐钧、王芑孙、吴锡麟等一众当时往来江南的文士们频繁互动。他们或聚会饮酒，或一同出游，或品鉴古玩，或观看戏曲，其间往来唱和，同题切磋，席间所作诗歌组成曾燠所辑《邗上题襟集》《邗上题襟续集》《邗上题襟后续集》。这一系列唱和集的刊刻具有鲜明的时效性，写就旋即结集付梓，这在最大限度上保存了诗作原貌，为别集的辑佚和校勘提供了重要底本。
嘉庆六年（1801），孙星衍在曾燠的授意下，秉持着“择其最雅训者”的选诗标准对“邗上题襟”各集进行了节选，编为《邗上题襟集选》。凡有吴嵩梁在场合，孙星衍必选入其作，并以“华妙、跌宕”等词点评，可见其对吴嵩梁的赞赏。曾燠所辑“邗上题襟”各集中的诗歌，创作时间集中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嘉庆二年（1797）之间，也就是吴嵩梁三十岁前后，因而《邗上题襟集选》中的八首选诗均为吴嵩梁的早年之作。古人对待作品持严谨的态度，文人别集在编订时常对少作进行删改，其中唱和交游之作多在修订的范围中。若以《邗上题襟集选》与吴嵩梁《香苏山馆诗钞》中的诗歌进行校勘，可以发现若干异文，这种对文本的修订即呈现出诗人诗学路径。
诗人心态上的转变或为此本诗歌被修订的主要原因。《七月七日宾谷运使招集康山草堂时吴谷人锡麒编修将入都徐阆斋嵩之武昌余由金陵归里题留客图后兼示同饯诸君》一诗，据吴嵩梁生平作于乾隆五十八年。此时吴嵩梁正途经扬州，做客曾燠的题襟馆。而吴嵩梁后续修改此诗之时，虽然不能确定具体时间，但是从异文中可以看出他的心态相比二十八岁已经有所改变。初作诗时，诗人虽然已意识到人生聚散只如浮萍，无法确定，但在中年以后却认识到，相比空间上的相聚分离，每个人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才更为不同。年少一别，大家往往境遇各异，渐行渐远，从而句中唏嘘之感更胜当年。《题曾宾谷运使西溪渔隐图》一诗之中，吴嵩梁对西溪美景虽然有着喜爱之情，但是不难看出，此时隐居一事对他来说仍意味着无可奈何之下虚度光阴。或因此时诗人尚未考取功名。然而中年以后，吴嵩梁在诗句之中对于隐居西溪、终日赏花一事充满向往之意，心境明显变得开阔豁达。
通过对《香苏山馆诗钞》以及两部总集的系统校勘，可以清晰地勾勒出诗人从早期“幽艳”到后期“清雅”的风格转型路径。这一转型动因可归结为三重维度。其一，人生际遇是其诗风嬗变的核心驱动力。青年时期的科举困顿使吴嵩梁诗作充满苦闷意象，折射出诗人壮志难酬的郁结。中年以后吴嵩梁的仕途渐稳，心境趋于平和，诗中哀苦之气被洒脱取代，语言也由秾丽转向简淡。其二，交游圈的审美引导发挥关键作用。作为挚友兼批评者，法式善直言吴嵩梁早年诗“幽艳过甚”，并推动其“刊尽浮华”。吴嵩梁对《朋旧及见录》中六首五绝的删弃，正是对友人批评的积极回应，体现了文人群体互动对个体风格的塑造。其三，诗歌技艺的自我精进贯穿始终。对比异文可见，诗人后期注重锤炼字句与深化意境。如《食黄麞》中，“负此佳月”改为“孤负二分明月”，化用唐诗典故点明扬州地理，句式由七言变九言，增强歌行体流动性。
吴嵩梁的诗风嬗变，在本质上是其生命历程与文学追求相互映照的必然结果，也是其个人艺术探索过程中的宝贵结晶。他的创作实践不仅印证了“知人论世”“诗如其人”的传统批评范式，亦为清代中期诗歌史提供了典型个案，以此深化现有研究中对文人心态、交游网络与文学风格互动关系的理解。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吴嵩梁的诗歌创作生涯始于乾隆年间，作者自言十岁时便能诗。然而直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吴嵩梁已年过半百，才第一次汇总前作，刊刻《香苏山馆诗钞》。在此之前，吴嵩梁的诗歌作品被收录于法式善辑《朋旧及见录》、孙星衍辑《邗上题襟集选》两部总集之中。
一、法式善辑《朋旧及见录》
法式善辑《朋旧及见录》稿本，六十四卷。“十年听雨者，谓之朋旧；千里论文者，亦谓之朋旧。”法式善选吴嵩梁诗，正因其是故友。自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初识，直至嘉庆十八年（1813）法式善去世，两人相交二十余年，往来甚密。法式善曾组织“诗龛雅集”，召集洪亮吉、张问陶等众多居于京师的文士们宴会，其中吴嵩梁曾多次在此留宿，与法式善和“诗龛”的关系较为亲密。《朋旧及见录》卷四十八选吴嵩梁诗七十一首，见于《香苏山馆诗钞》各卷。
法式善有《题交游尺牍后·吴兰雪博士》：“字尾署名诗弟子，二十年来托生死。怪君喜作幽艳诗，近来汰尽粉与脂。”据此可知，吴嵩梁早年诗被法式善认为过于“幽艳”，中年以后诗风有所转变，“清超雅健，刊尽浮华”。此本所收诗歌均为吴嵩梁的早年之作，中年以后，吴嵩梁对这些作品作了大幅修改。
总览两书异文可以看出，青年时期，吴嵩梁善于用“寒香、瘦骨、惆怅、伤神”等词，营造凄清之境。据其生平可知，他的科举为官之路并不顺畅。嘉庆五年（1800）始举于乡，此时吴嵩梁已三十五岁。怀才不遇之苦、壮志难酬之恨在早年间必然时时刻刻萦绕在他心头，因而诗歌风格也就有意走向哀苦凄艳之地。中年以后，吴嵩梁的官运逐渐顺畅，心态随之平和，再加上法式善等人的评论影响，吴嵩梁的诗歌逐渐洗尽铅华。相比原句，新修订的版本仅仅改动几字，然而古意尽显，可见诗人功力见长。
法式善辑《朋旧及见录》中，另有《除夜》《余家蓄兰苦瘦今岁始花感而作诗》《晚凉》《倦游》《寄杨蓉裳》《珠湖夜泊》六首诗歌并未见于《香苏山馆诗钞》，均为五言绝句。受法式善评论影响，吴嵩梁在集中有意避免诗歌在风格上过于哀苦，这或许为此六首诗被删弃的主要原因。
二、孙星衍辑《邗上题襟集选》
孙星衍辑《邗上题襟集选》，两册两卷。曾燠任两淮盐运使期间建题襟馆，使得扬州成为嘉道时期文学重镇。吴嵩梁是题襟馆的常客，与乐钧、王芑孙、吴锡麟等一众当时往来江南的文士们频繁互动。他们或聚会饮酒，或一同出游，或品鉴古玩，或观看戏曲，其间往来唱和，同题切磋，席间所作诗歌组成曾燠所辑《邗上题襟集》《邗上题襟续集》《邗上题襟后续集》。这一系列唱和集的刊刻具有鲜明的时效性，写就旋即结集付梓，这在最大限度上保存了诗作原貌，为别集的辑佚和校勘提供了重要底本。
嘉庆六年（1801），孙星衍在曾燠的授意下，秉持着“择其最雅训者”的选诗标准对“邗上题襟”各集进行了节选，编为《邗上题襟集选》。凡有吴嵩梁在场合，孙星衍必选入其作，并以“华妙、跌宕”等词点评，可见其对吴嵩梁的赞赏。曾燠所辑“邗上题襟”各集中的诗歌，创作时间集中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嘉庆二年（1797）之间，也就是吴嵩梁三十岁前后，因而《邗上题襟集选》中的八首选诗均为吴嵩梁的早年之作。古人对待作品持严谨的态度，文人别集在编订时常对少作进行删改，其中唱和交游之作多在修订的范围中。若以《邗上题襟集选》与吴嵩梁《香苏山馆诗钞》中的诗歌进行校勘，可以发现若干异文，这种对文本的修订即呈现出诗人诗学路径。
诗人心态上的转变或为此本诗歌被修订的主要原因。《七月七日宾谷运使招集康山草堂时吴谷人锡麒编修将入都徐阆斋嵩之武昌余由金陵归里题留客图后兼示同饯诸君》一诗，据吴嵩梁生平作于乾隆五十八年。此时吴嵩梁正途经扬州，做客曾燠的题襟馆。而吴嵩梁后续修改此诗之时，虽然不能确定具体时间，但是从异文中可以看出他的心态相比二十八岁已经有所改变。初作诗时，诗人虽然已意识到人生聚散只如浮萍，无法确定，但在中年以后却认识到，相比空间上的相聚分离，每个人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才更为不同。年少一别，大家往往境遇各异，渐行渐远，从而句中唏嘘之感更胜当年。《题曾宾谷运使西溪渔隐图》一诗之中，吴嵩梁对西溪美景虽然有着喜爱之情，但是不难看出，此时隐居一事对他来说仍意味着无可奈何之下虚度光阴。或因此时诗人尚未考取功名。然而中年以后，吴嵩梁在诗句之中对于隐居西溪、终日赏花一事充满向往之意，心境明显变得开阔豁达。
通过对《香苏山馆诗钞》以及两部总集的系统校勘，可以清晰地勾勒出诗人从早期“幽艳”到后期“清雅”的风格转型路径。这一转型动因可归结为三重维度。其一，人生际遇是其诗风嬗变的核心驱动力。青年时期的科举困顿使吴嵩梁诗作充满苦闷意象，折射出诗人壮志难酬的郁结。中年以后吴嵩梁的仕途渐稳，心境趋于平和，诗中哀苦之气被洒脱取代，语言也由秾丽转向简淡。其二，交游圈的审美引导发挥关键作用。作为挚友兼批评者，法式善直言吴嵩梁早年诗“幽艳过甚”，并推动其“刊尽浮华”。吴嵩梁对《朋旧及见录》中六首五绝的删弃，正是对友人批评的积极回应，体现了文人群体互动对个体风格的塑造。其三，诗歌技艺的自我精进贯穿始终。对比异文可见，诗人后期注重锤炼字句与深化意境。如《食黄麞》中，“负此佳月”改为“孤负二分明月”，化用唐诗典故点明扬州地理，句式由七言变九言，增强歌行体流动性。
吴嵩梁的诗风嬗变，在本质上是其生命历程与文学追求相互映照的必然结果，也是其个人艺术探索过程中的宝贵结晶。他的创作实践不仅印证了“知人论世”“诗如其人”的传统批评范式，亦为清代中期诗歌史提供了典型个案，以此深化现有研究中对文人心态、交游网络与文学风格互动关系的理解。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