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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做书”走向“做阅读”
文章字数：2435
2026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从1997年提出建设以全民阅读为主要内容的“知识工程”，到2006年11个部门联合发出《全民阅读倡议书》，到2014年起“全民阅读”连续12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再到2022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中国走了将近三十年。变的是载体：从倡导性文件到行政法规，阅读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责任主体、经费渠道和追责条款。
2026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条例》施行的第一年、全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的举办年，以及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的召开年，四件事落在同一个年份里，分量自然不轻。
数字在涨，短板仍在。
2026年4月20日，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上发布第二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调查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195个城市，回收样本54.5万个，数据可推及全国13.8亿人口。2025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82.3%，较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图书阅读率60.0%；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80.8%；人均纸质图书4.81本、电子书3.58本，合计8.39本；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纸质图书的成年人占13.5%。2025年全国阅读指数71.39点，比上一年提高0.49点。
成绩单的另一面同样需要正视。2025年，成年国民人均每天阅读纸质图书24.68分钟，而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109.54分钟；45.9%的成年人仍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这是数字阅读无法替代的那部分需求。同时，成年国民纸质报纸、期刊阅读量分别从12.41期、1.73期降至11.59期、1.57期——内容的载体在迁移，读者的耐心在流失。
更刺眼的差距在设施与使用之间。2025年，54.2%的城镇成年居民表示居住地附近有图书馆、书店、社区书屋等至少一种阅读设施，但使用过书店的只有36.8%，使用过图书馆的16.2%，使用过社区阅览室、城市书房的13.8%。“离得近”并不等于“用得上”。《条例》把农家书屋“建而不活”、社区空间“有而不合用”、特殊群体阅读权益保障不足这些老大难，逐一写进了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
在这一形势下作为全民阅读的“第一车间”的出版业，应如何快速应对变化？笔者认为应着重从以下几点重塑自己的行业角色。
从“做书”到“做阅读”的转身。
第一，内容供给从“多出书”到“出对书”。《条例》第九条要求“丰富出版品种，优化出版结构，提高出版质量，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出版物”。书单正在被做成制度：中南传媒连续三年发布“中南好书”，制定校园分级阅读书单，为银龄读者定制年轻态报刊，为农村读者准备经典性与实用性书目；中信出版集团在2026年合作伙伴大会上发布贯彻《条例》的实施方案，推出七大重点书系。
第二，分众化从口号变成条款。第二十九条要求制定少年儿童阅读计划、推广阶梯阅读，出版单位“有针对性地出版适宜不同年龄段少年儿童阅读的出版物”；针对老年与视障群体，中信出版提出“文化养老”与无障碍阅读双需求，优化适老化数字工具，开发适老化数字阅读界面，推出大字版、音频版内容，建设银发专属内容库。
第三，阅读服务的组织方式变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共读同一本书”自2021年秋启动，从社内编辑围读《中国思想之渊源》起步，如今已办10场主题共读、13期平民学校专场，参与者从编辑扩展到师生、学工干部和平民学校学员，阵地从出版社延伸到院系课堂、学生社区和北大书店。出版机构不再只是内容生产者，还是阅读场景的构建者、阅读活动的策划者和阅读社群的运营者。
其四，以数字化转型拓展阅读边界。一方面，要加快优质内容的数字化转化，建设自有数字阅读平台或与头部数字阅读平台深度合作，让好书以更便捷的方式抵达读者；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内容的精准推荐与个性化服务。例如，一些出版机构已经开始尝试基于用户阅读行为数据的智能荐书系统，以及利用AI技术生成有声书、导读视频等衍生产品，有效降低了阅读门槛，扩大了受众覆盖面。
其五，以阅读推广人才队伍建设夯实人才支撑。近年来，一些出版社开始有意识地培养编辑的阅读推广能力，鼓励编辑走出书房、走进书店、走进校园、走进社区，与读者面对面交流。例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国”品牌、读客文化的“熊猫君”IP，都在阅读推广方面形成了较强的品牌影响力。出版机构还可以与图书馆、学校、社区合作，建立阅读推广人培训机制，将编辑资源转化为社会阅读推广资源。
其六，以跨界融合构建阅读生态。出版机构应当主动打破行业壁垒，与教育、文旅、科技、公益等领域深度合作，构建“阅读+”的生态体系。比如，“阅读+教育”可以推动校园阅读课程化、体系化；“阅读+文旅”可以打造书香旅游线路、阅读主题民宿。中国出版集团与多家博物馆合作推出的“博物馆之书”系列，就是跨界融合的成功尝试。
其七，以评价反馈机制提升阅读促进实效。出版机构在参与全民阅读的过程中，应当建立科学的评价反馈机制。例如，可以通过读者满意度调查、阅读行为追踪、阅读能力测评等方式，评估阅读推广项目的实际成效，并据此不断优化内容供给和服务方式。同时，出版机构也可以与学术机构合作，开展全民阅读相关的实证研究，为政策制定和行业实践提供数据支撑。
其八，以国际视野讲好中国阅读故事。出版机构可以借助国际书展、版权贸易、对外出版等渠道，将中国优秀的全民阅读实践和精品出版物推向世界。例如，在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等国际平台上，中国出版机构可以专门设置“全民阅读”主题展区，展示中国在阅读推广方面的经验与成果。同时，也可以引进国外优秀的阅读推广理念和模式，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本土化改造。
让“促进”落到实处。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核心要义在于“促进”二字。它不是对个人阅读行为的强制约束，而是对政府责任、社会协同、服务供给的制度性保障。从“倡导”到“促进”，从“活动”到“体系”，书香中国建设正在完成一次关键的范式转换。
对于出版业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考问。当阅读成为国家工程，出版机构是否准备好了从“做书”走向“做阅读”？
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已经发生的实践中：一本好书的生命力，不在于印在版权页上的数字，而在于它是否真正进入了某个人的精神世界，是否在一个社区、一所学校、一座城市里，催生了关于阅读的对话与联结。
作者单位：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6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条例》施行的第一年、全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的举办年，以及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的召开年，四件事落在同一个年份里，分量自然不轻。
数字在涨，短板仍在。
2026年4月20日，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上发布第二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调查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195个城市，回收样本54.5万个，数据可推及全国13.8亿人口。2025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82.3%，较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图书阅读率60.0%；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80.8%；人均纸质图书4.81本、电子书3.58本，合计8.39本；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纸质图书的成年人占13.5%。2025年全国阅读指数71.39点，比上一年提高0.49点。
成绩单的另一面同样需要正视。2025年，成年国民人均每天阅读纸质图书24.68分钟，而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109.54分钟；45.9%的成年人仍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这是数字阅读无法替代的那部分需求。同时，成年国民纸质报纸、期刊阅读量分别从12.41期、1.73期降至11.59期、1.57期——内容的载体在迁移，读者的耐心在流失。
更刺眼的差距在设施与使用之间。2025年，54.2%的城镇成年居民表示居住地附近有图书馆、书店、社区书屋等至少一种阅读设施，但使用过书店的只有36.8%，使用过图书馆的16.2%，使用过社区阅览室、城市书房的13.8%。“离得近”并不等于“用得上”。《条例》把农家书屋“建而不活”、社区空间“有而不合用”、特殊群体阅读权益保障不足这些老大难，逐一写进了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
在这一形势下作为全民阅读的“第一车间”的出版业，应如何快速应对变化？笔者认为应着重从以下几点重塑自己的行业角色。
从“做书”到“做阅读”的转身。
第一，内容供给从“多出书”到“出对书”。《条例》第九条要求“丰富出版品种，优化出版结构，提高出版质量，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出版物”。书单正在被做成制度：中南传媒连续三年发布“中南好书”，制定校园分级阅读书单，为银龄读者定制年轻态报刊，为农村读者准备经典性与实用性书目；中信出版集团在2026年合作伙伴大会上发布贯彻《条例》的实施方案，推出七大重点书系。
第二，分众化从口号变成条款。第二十九条要求制定少年儿童阅读计划、推广阶梯阅读，出版单位“有针对性地出版适宜不同年龄段少年儿童阅读的出版物”；针对老年与视障群体，中信出版提出“文化养老”与无障碍阅读双需求，优化适老化数字工具，开发适老化数字阅读界面，推出大字版、音频版内容，建设银发专属内容库。
第三，阅读服务的组织方式变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共读同一本书”自2021年秋启动，从社内编辑围读《中国思想之渊源》起步，如今已办10场主题共读、13期平民学校专场，参与者从编辑扩展到师生、学工干部和平民学校学员，阵地从出版社延伸到院系课堂、学生社区和北大书店。出版机构不再只是内容生产者，还是阅读场景的构建者、阅读活动的策划者和阅读社群的运营者。
其四，以数字化转型拓展阅读边界。一方面，要加快优质内容的数字化转化，建设自有数字阅读平台或与头部数字阅读平台深度合作，让好书以更便捷的方式抵达读者；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内容的精准推荐与个性化服务。例如，一些出版机构已经开始尝试基于用户阅读行为数据的智能荐书系统，以及利用AI技术生成有声书、导读视频等衍生产品，有效降低了阅读门槛，扩大了受众覆盖面。
其五，以阅读推广人才队伍建设夯实人才支撑。近年来，一些出版社开始有意识地培养编辑的阅读推广能力，鼓励编辑走出书房、走进书店、走进校园、走进社区，与读者面对面交流。例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国”品牌、读客文化的“熊猫君”IP，都在阅读推广方面形成了较强的品牌影响力。出版机构还可以与图书馆、学校、社区合作，建立阅读推广人培训机制，将编辑资源转化为社会阅读推广资源。
其六，以跨界融合构建阅读生态。出版机构应当主动打破行业壁垒，与教育、文旅、科技、公益等领域深度合作，构建“阅读+”的生态体系。比如，“阅读+教育”可以推动校园阅读课程化、体系化；“阅读+文旅”可以打造书香旅游线路、阅读主题民宿。中国出版集团与多家博物馆合作推出的“博物馆之书”系列，就是跨界融合的成功尝试。
其七，以评价反馈机制提升阅读促进实效。出版机构在参与全民阅读的过程中，应当建立科学的评价反馈机制。例如，可以通过读者满意度调查、阅读行为追踪、阅读能力测评等方式，评估阅读推广项目的实际成效，并据此不断优化内容供给和服务方式。同时，出版机构也可以与学术机构合作，开展全民阅读相关的实证研究，为政策制定和行业实践提供数据支撑。
其八，以国际视野讲好中国阅读故事。出版机构可以借助国际书展、版权贸易、对外出版等渠道，将中国优秀的全民阅读实践和精品出版物推向世界。例如，在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等国际平台上，中国出版机构可以专门设置“全民阅读”主题展区，展示中国在阅读推广方面的经验与成果。同时，也可以引进国外优秀的阅读推广理念和模式，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本土化改造。
让“促进”落到实处。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核心要义在于“促进”二字。它不是对个人阅读行为的强制约束，而是对政府责任、社会协同、服务供给的制度性保障。从“倡导”到“促进”，从“活动”到“体系”，书香中国建设正在完成一次关键的范式转换。
对于出版业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考问。当阅读成为国家工程，出版机构是否准备好了从“做书”走向“做阅读”？
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已经发生的实践中：一本好书的生命力，不在于印在版权页上的数字，而在于它是否真正进入了某个人的精神世界，是否在一个社区、一所学校、一座城市里，催生了关于阅读的对话与联结。
作者单位：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