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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经济法“二元结构”的交叉及中间地带归属问题
文章字数：2509
内容提要：将经济法体系概括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并不意味着所有规范均能被清楚地纳入其中一端。行业监管、价格干预、反倾销和反补贴等制度兼具两类规范的部分特征，因而构成“二元结构”之间的中间地带。本文认为，判断这些规范的归属，不宜仅考察其所追求的宏观效果，而应结合调整对象、作用方式和制度功能进行分析。就监管规范而言，其直接面向特定行业和市场主体，更适合纳入广义市场规制法；但其防控系统性风险、维护经济稳定的功能，又使其与宏观调控法保持紧密联系。中间地带的存在并未削弱经济法体系的统一性，反而说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正在具体制度中相互渗透、协同运行。关键词：经济法体系；二元结构；中间地带
一、中间地带规范的体系归属
以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基本构成，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然而，经济关系不断变化，法律规范并不会始终停留在界限分明的两个板块之内。监管、价格以及反倾销、反补贴等规则既服务于整体经济目标，也直接作用于特定市场和经营者，因此难以仅凭制度名称确定归属。若将这些规则全部划入宏观调控法，可能忽视其对具体市场行为的直接约束；若把它们视为完全独立的第三类规范，又容易割裂经济法内部原有的逻辑联系。较为妥当的办法，是根据主要调整机制确定基本归属，同时承认其复合功能。
监管规范是这一问题的典型表现。伴随市场分工深化，监管已由少数领域扩展至银行、证券、保险、电力、石油、房地产、医药和国有资产等重要行业。不同监管制度虽然对象和工具各异，但通常都围绕准入、交易、定价、信息披露和经营行为设置规则，并由此形成内容庞杂的行业监管体系。
监管活动能够防范风险、稳定经济运行，因而有观点据此将监管规范纳入宏观调控法。然而，制度目标并不是唯一标准。宏观调控通常借助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工具，对总量、结构和经济周期施加总体性影响，其作用对象具有广泛性，传导方式也相对间接。监管则多由特定机关面向特定行业、机构或行为持续实施，干预路径更为直接。就调整对象和实现方式而言，监管规范与市场规制法具有更高的相似性。
因此，将监管规范理解为广义市场规制法中的特殊类型，更有利于维持体系内部的一致性。市场规制并非只处理传统的不正当竞争或垄断行为，也包括为纠正行业性市场失灵而设置的专门规则。由此，可在一般市场规制之外，形成金融、能源、房地产等特别市场规制制度。它们通过维护竞争秩序、约束经营行为和保护交易相对人，直接改善市场运行，并在此基础上间接服务于宏观经济稳定。
金融监管可以说明这种双重功能。银行监管通过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定价和服务规则约束金融机构；证券监管则以交易秩序、信息披露和禁止操纵为重点，保护投资者并提高市场透明度。这些措施首先解决具体市场中的行为失范和风险积累，具有明显的市场规制属性；其实施结果又会影响金融安全和宏观经济运行。因此，明确其基本归属并不等于否认其宏观调控功能。
价格规范同样具有中间地带的特征。国家对重要商品和公共服务实施价格管理，往往具有稳定物价、保障基本民生和调节资源配置的整体目的；但在具体实施中，价格法规则又直接约束经营者的定价、明码标价和价格竞争行为。对这类规范进行分类时，应区别价格政策与价格行为规制：前者主要影响经济总量和资源配置，可体现宏观调控属性；后者直接维护交易秩序，更接近市场规制法。这样的区分既能说明同一制度内部的功能差异，也可避免因追求形式统一而掩盖不同规则的实际作用。
二、“二元结构”的交叉与协同
所谓“二元”，是对经济法主要制度类型的概括，而不是两套彼此封闭的规范系统。市场规制法形成较早，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制度与民商法、行政法联系较深，关注经营者行为、竞争秩序和主体权益。宏观调控法是在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与实践逐步成熟后获得发展的，主要规范调控权的配置、行使及其边界。两者在产生背景和规范重心上存在差别，却共同服务于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和公共经济目标的实现。
在实际运行中，宏观调控需要以稳定、公平的市场秩序为基础，否则政策信号可能因垄断、欺诈或信息失真而无法有效传导；市场规制也不能脱离宏观政策环境，产业结构、货币条件和公共资源配置都会影响规制措施的效果。由此，二者形成相互提供条件、彼此补充的关系。经济法的统一性，正体现在这种目标关联和功能协同之中。
制度层面的融合比抽象分类更为明显。反倾销与反补贴制度一方面针对特定经营行为和竞争损害采取措施，另一方面又涉及产业安全、贸易政策与整体经济利益，难以用单一属性完整说明。类似规范不断出现，表明现代市场风险往往同时具有个体性与整体性，法律回应也必须兼顾行为规制和宏观治理。研究这些交叉制度，有助于避免将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作僵化理解，并为新型经济问题寻找更准确的规范依据。
面对这种规范交叉，体系归属仍有必要，因为清晰分类有助于确定立法目的、执法主体和权力边界。但分类标准不应只看某项制度最终产生何种经济效果，还应考察其直接调整对象、法律关系和主要实施工具。若一项规范主要通过约束特定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可将其基本定位为市场规制法；若其主要借助政策工具对经济总量、结构或周期进行整体引导，则更符合宏观调控法的特征。对于同时承担两类任务的制度，可在确认主要属性后说明其次要功能，而不必强求非此即彼的绝对划分。
中间地带由此并非体系中的剩余部分，而是连接两类规范的重要环节。其发展促使宏观调控目标更多地通过具体监管规则实现，也使市场规制承担起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公共利益的任务。两类规范在交叉中仍保有各自的主要特征，但边界由绝对分隔转向功能衔接，这为提炼经济法共同原理提供了更丰富的制度基础。
三、结语
经济法“二元结构”应被理解为开放、动态的体系框架。监管规范因直接作用于特定市场和主体，原则上宜归入广义市场规制法；其维护整体经济稳定的作用，则决定了它与宏观调控法不可能彻底分离。反倾销、反补贴等复合制度进一步说明，两类规范正在现实治理中相互渗透。今后的体系研究既要明确各类规范的主要属性，也要重视其功能联系，在保持分类解释力的同时容纳制度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兼顾市场秩序、风险治理与宏观稳定的经济法体系。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
一、中间地带规范的体系归属
以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基本构成，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然而，经济关系不断变化，法律规范并不会始终停留在界限分明的两个板块之内。监管、价格以及反倾销、反补贴等规则既服务于整体经济目标，也直接作用于特定市场和经营者，因此难以仅凭制度名称确定归属。若将这些规则全部划入宏观调控法，可能忽视其对具体市场行为的直接约束；若把它们视为完全独立的第三类规范，又容易割裂经济法内部原有的逻辑联系。较为妥当的办法，是根据主要调整机制确定基本归属，同时承认其复合功能。
监管规范是这一问题的典型表现。伴随市场分工深化，监管已由少数领域扩展至银行、证券、保险、电力、石油、房地产、医药和国有资产等重要行业。不同监管制度虽然对象和工具各异，但通常都围绕准入、交易、定价、信息披露和经营行为设置规则，并由此形成内容庞杂的行业监管体系。
监管活动能够防范风险、稳定经济运行，因而有观点据此将监管规范纳入宏观调控法。然而，制度目标并不是唯一标准。宏观调控通常借助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工具，对总量、结构和经济周期施加总体性影响，其作用对象具有广泛性，传导方式也相对间接。监管则多由特定机关面向特定行业、机构或行为持续实施，干预路径更为直接。就调整对象和实现方式而言，监管规范与市场规制法具有更高的相似性。
因此，将监管规范理解为广义市场规制法中的特殊类型，更有利于维持体系内部的一致性。市场规制并非只处理传统的不正当竞争或垄断行为，也包括为纠正行业性市场失灵而设置的专门规则。由此，可在一般市场规制之外，形成金融、能源、房地产等特别市场规制制度。它们通过维护竞争秩序、约束经营行为和保护交易相对人，直接改善市场运行，并在此基础上间接服务于宏观经济稳定。
金融监管可以说明这种双重功能。银行监管通过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定价和服务规则约束金融机构；证券监管则以交易秩序、信息披露和禁止操纵为重点，保护投资者并提高市场透明度。这些措施首先解决具体市场中的行为失范和风险积累，具有明显的市场规制属性；其实施结果又会影响金融安全和宏观经济运行。因此，明确其基本归属并不等于否认其宏观调控功能。
价格规范同样具有中间地带的特征。国家对重要商品和公共服务实施价格管理，往往具有稳定物价、保障基本民生和调节资源配置的整体目的；但在具体实施中，价格法规则又直接约束经营者的定价、明码标价和价格竞争行为。对这类规范进行分类时，应区别价格政策与价格行为规制：前者主要影响经济总量和资源配置，可体现宏观调控属性；后者直接维护交易秩序，更接近市场规制法。这样的区分既能说明同一制度内部的功能差异，也可避免因追求形式统一而掩盖不同规则的实际作用。
二、“二元结构”的交叉与协同
所谓“二元”，是对经济法主要制度类型的概括，而不是两套彼此封闭的规范系统。市场规制法形成较早，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制度与民商法、行政法联系较深，关注经营者行为、竞争秩序和主体权益。宏观调控法是在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与实践逐步成熟后获得发展的，主要规范调控权的配置、行使及其边界。两者在产生背景和规范重心上存在差别，却共同服务于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和公共经济目标的实现。
在实际运行中，宏观调控需要以稳定、公平的市场秩序为基础，否则政策信号可能因垄断、欺诈或信息失真而无法有效传导；市场规制也不能脱离宏观政策环境，产业结构、货币条件和公共资源配置都会影响规制措施的效果。由此，二者形成相互提供条件、彼此补充的关系。经济法的统一性，正体现在这种目标关联和功能协同之中。
制度层面的融合比抽象分类更为明显。反倾销与反补贴制度一方面针对特定经营行为和竞争损害采取措施，另一方面又涉及产业安全、贸易政策与整体经济利益，难以用单一属性完整说明。类似规范不断出现，表明现代市场风险往往同时具有个体性与整体性，法律回应也必须兼顾行为规制和宏观治理。研究这些交叉制度，有助于避免将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作僵化理解，并为新型经济问题寻找更准确的规范依据。
面对这种规范交叉，体系归属仍有必要，因为清晰分类有助于确定立法目的、执法主体和权力边界。但分类标准不应只看某项制度最终产生何种经济效果，还应考察其直接调整对象、法律关系和主要实施工具。若一项规范主要通过约束特定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可将其基本定位为市场规制法；若其主要借助政策工具对经济总量、结构或周期进行整体引导，则更符合宏观调控法的特征。对于同时承担两类任务的制度，可在确认主要属性后说明其次要功能，而不必强求非此即彼的绝对划分。
中间地带由此并非体系中的剩余部分，而是连接两类规范的重要环节。其发展促使宏观调控目标更多地通过具体监管规则实现，也使市场规制承担起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公共利益的任务。两类规范在交叉中仍保有各自的主要特征，但边界由绝对分隔转向功能衔接，这为提炼经济法共同原理提供了更丰富的制度基础。
三、结语
经济法“二元结构”应被理解为开放、动态的体系框架。监管规范因直接作用于特定市场和主体，原则上宜归入广义市场规制法；其维护整体经济稳定的作用，则决定了它与宏观调控法不可能彻底分离。反倾销、反补贴等复合制度进一步说明，两类规范正在现实治理中相互渗透。今后的体系研究既要明确各类规范的主要属性，也要重视其功能联系，在保持分类解释力的同时容纳制度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兼顾市场秩序、风险治理与宏观稳定的经济法体系。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