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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解读次仁顿珠小说《D村的风波》
文章字数：2638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作家次仁顿珠的短篇小说《D村的风波》在此背景下于1988年写成。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牧民村落的村长，为了筹集资金，以“不缴齐规定钱物的家庭将被赶出本村”的惩罚制度，变相地剥削村民，最后事与愿违，致使自己落得悲惨结局的故事。
弗洛伊德在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他的人格系统理论。他主张人格的整体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构成。自我产生于本我，超我又产生于自我，在理性思维和道德修养，社会价值方面，它们只是不同层次，不同等级的境界，并不是相互隔绝，相互分离的。它们在人的人格结构中，处于有时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有时又相互矛盾，相互抵抗，而相互包容的状态。因此，当三者打破相对平衡的状态，陷入矛盾当中，相互不肯作出让步，神经就会出现问题，阻碍人格的健全发展。
《D村的风波》以饱满细腻的人物形象刻画，对无节制敛财的基层负责人员的有力抨击，成为次仁顿珠的代表作。这篇小说来源于作者的真实经历。以往学界对这部作品的分析批评主要立足于社会学批评，包括其叙事艺术、现实主义批评等，很少以人物的人格结构作为切入点对此展开批评分析。本文尝试使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解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试图以人格结构的新视角进一步阐释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一、诚实的本我——风波之源
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的，未经过大脑理性思考分析而表现出来的最真实的自己，它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外界的影响，反映人们内心对快乐的纯粹的渴望。所以对于自身而言，它是最诚实，最直接的人格构成部分，是原始欲望及先天本能的结合，与肉体紧密相连，寻求个性欲望的释放。
次仁顿珠的小说《D村的风波》中故事的开展，源于人物的本我——本性的冲动。在前后三次筹款活动中，寺院的道德绑架式募捐成为风波的源头，而村长索加的暴力催款成为事情的导火索。人物对原始的人格不加以约束，肆意释放本我，致使风波迭起，让故事线发展延伸下去。第一次筹款完成后，村长索加拿着钱物去寺院时，和尚们兴奋不已。爱财是人的本性，在这里和尚们见到大量财物表现出的兴奋是典型的本我的体现。在第二次筹募时，寺主仲仑活佛对索加村长按期缴纳捐资而大大地表扬了一番，之后问他们村能为建造佛塔能捐资多少，索加先是问了一下其他村子答应捐多少，得知多的每人五十元之后，他毫不犹豫答应了捐六十元，又受到寺主的表扬。这里，索加村长为了名声和面子，盲目攀比，沉浸在活佛的表扬与夸奖中，完全不考虑现实中村里的家庭是否具备筹集这些钱物的能力。
还有，诺巴被气死之后，索加再一次因为筹建佛塔扬言道，谁家拿不出钱来就开除谁家，激怒护法神的结果让大伙自己掂量。这里他的话语具有明显的威胁意味，恐吓大家倘若不按要求上缴钱物，定会落得跟诺巴一样的下场。他其实是很清楚很多家庭无法承担这些的，但人在明确了解完成某项事情的风险时，往往会无意识地对涉事对象进行语言的威胁，让自己短暂地陶醉在结果如愿的错觉，从而逃避失败的风险。给自己吃“定心丸”的这种举动是本我对自身的一种心理层面的保护机制，索加村长他自欺式回避了村里家庭的经济条件有限这个事实。人类都有这种无意识的自我安慰方式，不考虑现实的条件，追求和享受短暂的满足，即使这个“满足”不可信。
二、理智的自我——痛苦的承受者
自我遵循的是“现实原则”，包含法律规定和伦理道德的约束，它是本我与外部接触的产物，对本我的非理性冲动进行制约和压抑，使主体有一个反思的空间。自我在现实需要与本我的非理性需要之间起调节作用。
当索加村长要求每人捐献一百元，如果没有钱就必须拿出一只最好的羯羊时，开始大伙儿目瞪口呆，慢慢地就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这里可以理解为大伙的自我表现。寺院筹募金额超出合理范围，又经过索加的强制性动员，自愿的供养已变了味。面对现实，大伙只能压下本能的反感，小声地议论事件的不合理，这是对本我的压制，是尽力克服现实条件，在特定场合和领域寻求认同和归属感的表现。出于对信仰的敬畏和对“领导人”的尊重，村民压制了对村长的怨愤，更何况这是村长口中的“为众生之益，为自己的来世，责任重大，功德无量”的事情。
另外，索加到寺院说诺巴因为不捐献而得罪护法神，最终导致丧命时，和尚们并没有表现出对生命的惋惜和慈悲，而是附和护法神真实存在的说法，甚至散布诺巴的亡魂变成饿鬼的谣言，这些无疑是“自我”功能失调，失去基本判断力的表现，这时自我没有很好地履行其理性调节者的职责，而是释放攻击性、利用自己比“俗人”更接近护法神的“身份”获取扭曲的优越感和话语权、使自己的自私失德合理化。
三、高尚的超我——底层人的品格
超我是包含着人的任何高级成分——道德、社会情感等，按照伦理道德活动处于人格中最高的位置。超我是本我和自我的监督者，控制本我不符合社会的行为，促使自我拥有更高的人生目标以及达到完美的人格。
《D村的风波》最能体现超我的是话语层面的叙述者与故事中的亚尔配。文本开头部分，叙述者提及曾写过的一篇题为《被开除的村庄》的新闻通讯，寄给某报社之后，因为老总编以免“闹出什么乱子来啊”的担忧而被拒绝，从而只能把底稿改成小说。从这里可以看出，相对于文中的老总编，叙述者对于当时的政策的开明是有很大的认识的，叙述者本身高于文本，在叙述中处于超我的位置，他自然带有人的“高级成分”，他的良知、底线、社会感情都高于文本所处的社会环境。
故事中超我体现得最明显的是诺巴的儿子——亚尔配。看着最终已经发疯的村长，亚尔配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如果大伙儿没有什么不同意的话，我们何必眼看着让他这样呢？”这时，亚尔配这个配角人物，展现了非常明显的超我人格。自始至终，他和他的家庭是最不幸的，而这个不幸是由村长直接导致的，村长强加的捐款“义务”、不近人情的惩罚制度致使其父亲死亡，但他选择原谅村长的种种恶行。这恰恰与之前的和尚、活佛、索加的人格形成鲜明的对比。亚尔配对索加的释然并不是软弱，恰恰相反，他的行为揭示了其人格结构中存在一个被自我充分整合与升华的、发展至高级形态的超我。
四、结语
从个体的角度，运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解读《D村的风波》这一作品中的人物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小说中人物的人格构造巧妙健全，使得作品的总体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完美，本我的肆意释放导致风波接踵而至，本我的收敛压制使得底层群众苦不堪言，超我的宽容大度彰显平凡人物的伟大，这也是次仁顿珠在这个短篇小说上大获成功的原因。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弗洛伊德在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他的人格系统理论。他主张人格的整体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构成。自我产生于本我，超我又产生于自我，在理性思维和道德修养，社会价值方面，它们只是不同层次，不同等级的境界，并不是相互隔绝，相互分离的。它们在人的人格结构中，处于有时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有时又相互矛盾，相互抵抗，而相互包容的状态。因此，当三者打破相对平衡的状态，陷入矛盾当中，相互不肯作出让步，神经就会出现问题，阻碍人格的健全发展。
《D村的风波》以饱满细腻的人物形象刻画，对无节制敛财的基层负责人员的有力抨击，成为次仁顿珠的代表作。这篇小说来源于作者的真实经历。以往学界对这部作品的分析批评主要立足于社会学批评，包括其叙事艺术、现实主义批评等，很少以人物的人格结构作为切入点对此展开批评分析。本文尝试使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解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试图以人格结构的新视角进一步阐释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一、诚实的本我——风波之源
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的，未经过大脑理性思考分析而表现出来的最真实的自己，它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外界的影响，反映人们内心对快乐的纯粹的渴望。所以对于自身而言，它是最诚实，最直接的人格构成部分，是原始欲望及先天本能的结合，与肉体紧密相连，寻求个性欲望的释放。
次仁顿珠的小说《D村的风波》中故事的开展，源于人物的本我——本性的冲动。在前后三次筹款活动中，寺院的道德绑架式募捐成为风波的源头，而村长索加的暴力催款成为事情的导火索。人物对原始的人格不加以约束，肆意释放本我，致使风波迭起，让故事线发展延伸下去。第一次筹款完成后，村长索加拿着钱物去寺院时，和尚们兴奋不已。爱财是人的本性，在这里和尚们见到大量财物表现出的兴奋是典型的本我的体现。在第二次筹募时，寺主仲仑活佛对索加村长按期缴纳捐资而大大地表扬了一番，之后问他们村能为建造佛塔能捐资多少，索加先是问了一下其他村子答应捐多少，得知多的每人五十元之后，他毫不犹豫答应了捐六十元，又受到寺主的表扬。这里，索加村长为了名声和面子，盲目攀比，沉浸在活佛的表扬与夸奖中，完全不考虑现实中村里的家庭是否具备筹集这些钱物的能力。
还有，诺巴被气死之后，索加再一次因为筹建佛塔扬言道，谁家拿不出钱来就开除谁家，激怒护法神的结果让大伙自己掂量。这里他的话语具有明显的威胁意味，恐吓大家倘若不按要求上缴钱物，定会落得跟诺巴一样的下场。他其实是很清楚很多家庭无法承担这些的，但人在明确了解完成某项事情的风险时，往往会无意识地对涉事对象进行语言的威胁，让自己短暂地陶醉在结果如愿的错觉，从而逃避失败的风险。给自己吃“定心丸”的这种举动是本我对自身的一种心理层面的保护机制，索加村长他自欺式回避了村里家庭的经济条件有限这个事实。人类都有这种无意识的自我安慰方式，不考虑现实的条件，追求和享受短暂的满足，即使这个“满足”不可信。
二、理智的自我——痛苦的承受者
自我遵循的是“现实原则”，包含法律规定和伦理道德的约束，它是本我与外部接触的产物，对本我的非理性冲动进行制约和压抑，使主体有一个反思的空间。自我在现实需要与本我的非理性需要之间起调节作用。
当索加村长要求每人捐献一百元，如果没有钱就必须拿出一只最好的羯羊时，开始大伙儿目瞪口呆，慢慢地就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这里可以理解为大伙的自我表现。寺院筹募金额超出合理范围，又经过索加的强制性动员，自愿的供养已变了味。面对现实，大伙只能压下本能的反感，小声地议论事件的不合理，这是对本我的压制，是尽力克服现实条件，在特定场合和领域寻求认同和归属感的表现。出于对信仰的敬畏和对“领导人”的尊重，村民压制了对村长的怨愤，更何况这是村长口中的“为众生之益，为自己的来世，责任重大，功德无量”的事情。
另外，索加到寺院说诺巴因为不捐献而得罪护法神，最终导致丧命时，和尚们并没有表现出对生命的惋惜和慈悲，而是附和护法神真实存在的说法，甚至散布诺巴的亡魂变成饿鬼的谣言，这些无疑是“自我”功能失调，失去基本判断力的表现，这时自我没有很好地履行其理性调节者的职责，而是释放攻击性、利用自己比“俗人”更接近护法神的“身份”获取扭曲的优越感和话语权、使自己的自私失德合理化。
三、高尚的超我——底层人的品格
超我是包含着人的任何高级成分——道德、社会情感等，按照伦理道德活动处于人格中最高的位置。超我是本我和自我的监督者，控制本我不符合社会的行为，促使自我拥有更高的人生目标以及达到完美的人格。
《D村的风波》最能体现超我的是话语层面的叙述者与故事中的亚尔配。文本开头部分，叙述者提及曾写过的一篇题为《被开除的村庄》的新闻通讯，寄给某报社之后，因为老总编以免“闹出什么乱子来啊”的担忧而被拒绝，从而只能把底稿改成小说。从这里可以看出，相对于文中的老总编，叙述者对于当时的政策的开明是有很大的认识的，叙述者本身高于文本，在叙述中处于超我的位置，他自然带有人的“高级成分”，他的良知、底线、社会感情都高于文本所处的社会环境。
故事中超我体现得最明显的是诺巴的儿子——亚尔配。看着最终已经发疯的村长，亚尔配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如果大伙儿没有什么不同意的话，我们何必眼看着让他这样呢？”这时，亚尔配这个配角人物，展现了非常明显的超我人格。自始至终，他和他的家庭是最不幸的，而这个不幸是由村长直接导致的，村长强加的捐款“义务”、不近人情的惩罚制度致使其父亲死亡，但他选择原谅村长的种种恶行。这恰恰与之前的和尚、活佛、索加的人格形成鲜明的对比。亚尔配对索加的释然并不是软弱，恰恰相反，他的行为揭示了其人格结构中存在一个被自我充分整合与升华的、发展至高级形态的超我。
四、结语
从个体的角度，运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解读《D村的风波》这一作品中的人物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小说中人物的人格构造巧妙健全，使得作品的总体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完美，本我的肆意释放导致风波接踵而至，本我的收敛压制使得底层群众苦不堪言，超我的宽容大度彰显平凡人物的伟大，这也是次仁顿珠在这个短篇小说上大获成功的原因。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