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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关系
姚晓东
文章字数:1970
  摘要: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同属唯物史观体系,具有内在辩证统一关系。重新阐释二者关系,可破除教条主义,坚守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对当代落后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价值。
   引言
  长期以来,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常被分割研究,易引发理论误读。二者实则内在统一:社会形态理论为跨越设想提供唯物史观根基,跨越“卡夫丁峡谷”则是社会形态理论在东方落后国家的具体实践。重新阐释二者辩证关系,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破除教条主义、理解当代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以唯物史观为基石,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揭示人类社会结构更替与历史发展规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五大社会形态,科学概括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该理论具有三重核心特质:一是客观性,社会形态更替由生产力决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二是历史性,任何社会形态都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三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统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演进,不同国家和民族因具体条件差异,发展路径呈现多样性。这一开放的理论特质,为马克思晚年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提供了理论前提。
  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基本内涵与提出背景
  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主要集中见于马克思1881年致查苏利奇的复信及草稿,是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直接回应。19世纪中后期,俄国尚存农村公社公有制,当时主流观点主张俄国必须照搬西欧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对此提出反对,认为落后国家可走出非西方化的特殊发展路径。“卡夫丁峡谷”喻指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剥削、苦难与历史灾难。该理论核心是:像俄国这样保留古代公有制的东方落后国家,在具备一定内外条件时,可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直接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向社会主义过渡。
   辩证统一的关系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是同一唯物史观体系中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二者的辩证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社会形态理论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逻辑前提与理论基础。社会形态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总体规律,明确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是跨越理论得以成立的根本依据。跨越“卡夫丁峡谷”并非脱离历史规律的主观选择,也不是跳过生产力发展,而是在社会形态理论确立的总体方向上,利用世界历史条件缩短发展过程,本质上是对社会形态理论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具体运用。
  其二,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是对社会形态理论的丰富与发展。马克思早期的社会形态理论主要基于西欧历史经验,易被误解为单线演进的历史观,而跨越理论则突破了这种局限:一是从单线演进走向多线发展,证明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可以呈现多样性;二是从强调客观必然性走向兼顾主体能动性,指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可以在客观条件允许范围内,主动选择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发展道路;三是从西欧中心视野走向世界历史视野,将东方社会纳入唯物史观分析框架,完善了社会形态理论的整体性。
  其三,二者统一于唯物史观的实践逻辑。社会形态理论回答了“社会发展必然走向什么”的问题,明确了发展的总体方向和客观规律;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则回答了“落后国家如何走向更高社会形态”的问题,提供了具体的实践路径。二者共同表明,社会发展是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能动性的统一,既不能否定历史规律的决定性作用,也不能忽视人的主观能动创造。
  理论意义与当代价值
  理论上,社会形态理论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辩证统一,破除了对唯物史观的教条化、公式化理解,阐明马克思主义是立足具体实际的行动指南,维护了其理论整体性与开放性。现实中,这一理论为落后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正是对该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证明各国可立足国情、不走西方既定道路实现现代化。同时,它为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维护文明多样性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结语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是一般规律与特殊路径、理论基础与实践延伸的辩证统一。社会形态理论从宏观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跨越理论提供了根本遵循;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则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探索了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路径,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形态理论。二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完整思想体系,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主体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对当代发展中国家坚持自主发展、实现民族复兴具有持久而深刻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3至483页.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至415页.
  作者系杭州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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