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欧洲列强用鸦片和坚船利炮扣开了被清政府闭锁了近两百年的国门，天朝上国千年梦，积贫积弱一瞬倾。持续不断的内忧与外患使得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也让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挽救国家于危亡纷纷睁眼看世界，郑观应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盛世危言》等著作及其中传达的思想为清末民初中国探索救亡图存之道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大环境和个人成长经历造就了郑观应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得他对于宪政、商战、强兵等领域都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见解。郑观应不仅构建了广博的思想体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众多领域，还对特定问题做了鞭辟入里的研究。
　  一、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观
　　在认识事物和分析问题上，得益于孩童时所受系统性的传统中式教育，郑观应采用了全面、辩证的思维方式。这是一套暗含《易经》思维、基于汉语和汉字文化的朴素全球治理观念。郑观应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有丰富的内涵，它源自中华文明的哲学思想，其中的精神内核之一便是《易》所阐述的“不易”“变易”和“简易”。“不易”是本体论层面的讲法，讲的是事物的道理本身——道存在于万事万物中，这一原则不变；“变易”强调变，是变动不居的世界，是观察世界的方式，是博采众长的务实选择；而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和人类观察的局限性，则用到“简易”，即采取简化的策略，以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为突破口，以提升理解事物全貌的精度。
　　郑观应以传统中国的世界观为基，扬弃西方“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形成一种“体用和合”的分析范式。“体”是自然、宇宙、万物、社会、人生不可割裂的互联相系性，是“浑然而一”；“用”是在互联相系、浑然一体之中的万物个体的多样、多元状态的特殊性。他又采用西方的器物和制度，即科学理论，调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器、体用思想，形成一套“体用和合”的分析范式和“道器兼备”的实践理性。郑观应指出：“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道是具体物事的抽象，即“形而上”；器乃“形而下”的具体物事。宇宙万有凭借道的显化创生，又依照道的原则运行，万物不可能脱离出道的范畴。道统摄器，因为道弥漫在宇宙、古今的空间和时间当中，生成天地，造化出人和物。郑观应进而用分析所得去指导实践，实践路径即为“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
 　 二、郑观应中国式全球治理观念的历史意义
　　郑观应创造的一整套全球治理观念的思维方法——“体用和合”的分析范式和“道器兼备”的实践理性——以及他运用这套方法分析和尝试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行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一方面，这种改变社会制度的建议和思考，在承认之前几个阶层救亡方案不现实的同时，也试图为中国寻求一条新出路，影响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身为郑观应同乡的孙中山。另一方面，郑观应的研究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他的著述对时局进行了全局性的观照，为国人开眼看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口。
　　郑观应相容东方和西洋学术思考形成的思维方式通过《救时揭要》《盛世危言》等著述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启发了众多日后开辟了中国现代科学研究的学界巨擘，在这个意义上郑观应开创的思维方式不啻为一场近代学术的启蒙运动。只有改变以往自矜于天朝上邦的思想，以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加入到国际社会，中国才可以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中国也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才能取回持续了近千年的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国荣光。可以说，郑观应现代国际关系思维的意义是无比巨大的。
　  三、郑观应中国式全球治理观念的当代意义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犹可追。”中国需要借鉴仁、义、礼三个古代概念，在世界上推行“公平（仁）、正义（义）、文明（礼）”的价值观，最终建立一种崭新的全球治理模式。郑观应“体用和合”的分析范式和“道器兼备”的实践理性对当代学术研究亦有很大的意义。如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体系深刻变革，全球事务冲突矛盾频发，全球化出现逆转倾向，新的全球治理体系需要被建立。中国不仅需要提升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要形成中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独特话语体系，以壮大民族的自信力。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都需要且必须形成自身的理论，唯其如此中国才能真正掌握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适配的话语权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正在呼唤中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现，以摆脱西方所谓“中心—边缘”理论所描述的中国——同其他所有非西方地区一样——处于“正统”现代科学话语体系的边缘地带。郑观应早在百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对中国式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思维方式的探索，实在是值得当代学者仿效的“古仁人之心”。
　　郑观应的中国式全球治理观念对当今中国学界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进而创生中国式文化理论乃至中国式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体系有着巨大的意义，中国学者应承循先辈遗志、勠力专研。
　　作者单位：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澳门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