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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陕西电影政策考察
文章字数：2519
一、抗战初期的西安电影市场
与上海相比，陕西地区地理位置偏僻，电影业的发展滞后很多。据陕西省《陇州志》记载，清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陇州州署及巡警局放映无声黑白电影，这是陇县电影放映之始，也是电影放映活动最早传到陕西的年份。20世纪30年代初，电影在发达地区已经成为新兴娱乐方式的代表，电影放映与观赏蔚然成风。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文化思想的传播以及商业的发展，陕西也出现了专门的电影放映场所，阿房宫大戏院就是其中之一。《西京日报》对阿房宫大戏院成立当日的情形进行了报道：“记者昨赴该院，晤负责人封至模君，承引道参观一周，布置颇为艺术，内部亦甚清洁，……座位共设六百，未有站位，特定于每星期日票价减为一角，以免有向隅之感。…现向上海订购音乐用具，不日即可运陕，以便休息时之演奏云云。”
阿房宫大戏院从1932年创业起，经历了90个春秋，它不仅为市民提供了观看影戏的新方式，促进商业发展，还为左翼进步电影、思想的宣传提供了基础条件，同时也代表了电影这种新型的娱乐方式在陕西地区的悄然扎根，是陕西由闭塞传统走向现代化发展的象征。
1932年，西北影片公司在西安派驻代表，经营影片。后来，国内外各影业公司接踵而来，由其代表或代理人直接与陕西各电影院、影剧院建立业务合作关系。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华北和沿海一些城市后，外国影片公司在中国开办的公司及代理机构和国内的一些影片公司，纷纷撤离沿海，转向内地经营，陆续在陕设立影片经营机构或代理人。
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抗日浪潮和世界反法西斯形势的需要，西京政府当局允许发行和放映一些苏联影片，如《歼倭记》《雪地行军》《今日苏联》《苏联新青年》等。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不断扩大，沿海与内地交通运输受阻，各公司驻陕西的代表和代理人几乎全部撤离西安。各公司的影片统由西安民光电影院代理出租发行，供片办法也改为一片多供。
二、电影放映政策
1937年，抗日战火四起，西安各行业纷纷成立了有组织、有规范的同业公会，同业公会作为政府与各行各业之间的连接组织，积极募款以支援抗战。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西京市电影戏剧业支会成立于1937年8月25日。公会以“维持增进同业之公共利益及矫正弊害”为宗旨，将“负起抗敌后援责任，以求世界之永久和平”作为办会责任。
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陕西地区积极蓬勃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公会在成立第三日即决定举办3天游艺大会，通过游艺大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前线将士筹募资金款项，贡献陕西影剧业及陕西百姓的力量。除此之外，为建设空军、牢固国防，进一步强化对战事的支持，助长前线抗战胜利之信心，公会还应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陕西省分会之邀，“演出有关空军建设之话剧及街头剧，放映空军建设之标语纪录在卷”，并通过“一元献机运动”庆祝空军节，筹备款项以“开展国民中心主义的建军运动”“为被敌机炸死的同胞复仇”。
公会维护了陕西地区电影戏剧行业利益、促进了行业的整合、改组与发展。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公会慰劳前方战士，救济后方难民，在陕西地区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对于我国西北地区战时大后方爱国精神、抗战精神的宣传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陕西省教育厅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各省、市实施电影教育办法的规定，于1937年4月在西京市组建了电化教育服务处。电教处下设两个电影施教团，每团都配有播音指导员、电影放映人员和助理员。全省共划分三个电影巡回施教区：关中区、陕南区、陕北区（未成立施教团）。
1938年2月，为配合“新生活运动”开展4周年活动，施教团在省教育厅礼堂和莲湖公园等处为市民放映相关主题的影片。同年10月，又在市女中、西安师范、乐育中学、民兴中学等学校为学生放映《我们的首都》《抵抗》《国防的前线》等影片，旨在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与抗战热情。据《西安电影志》记载，抗战期间，由于机器配件短缺，汽油缺乏，经费不足等原因，陕西省电影施教团的电影放映活动逐渐减少。
三、左翼影评兴起
1935年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积极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随着中共对东北军在文化方面的不断渗透和影响，左翼文艺工作者实际上掌握了一部分国民机关报，并在其中进行左翼文艺作品宣传。在1931年创刊的《西北文化日报》中不定期刊发了中共与东北军、西北军中的一些进步人士的座谈，内容包括“抗日问答、抗日的经费问题、大西北的形势、整顿东北军内部的两个提纲”等。他们委托王菊人在陕西绥靖公署印刷所印刷成六十四开的小册子，定名为《活路》，在两军广大官兵之间秘密分发；东北军六十七军机关报《东望》的月刊编辑是中共党员王士达……大量诗歌、小说、影评等左翼文艺作品通过这些报刊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广泛传播。
陕西地区最早有关影评的报纸文字是《西北文化日报》于1932年3月21日刊登的一篇佚名文章《我们需要看的电影》。作者在文章开篇第一句便写道“影片之价值在是否有时代性，绝非枯坐两小时博一时之欢娱者而已”，并将电影内容与促进抗战相联系，认为“影片之刺激，能使懦夫奋强，冷血腾沸，方今大战将始，武备竞尚，应如何奋发，以图自强，业影院者固宜多映此类影片”，还将《西线无战事》作为能引起全民作战兴奋的影片示例，“盼其能遍映于我国都市乡村，以激发自卫天性，抗日御外莫善于此焉！”由此可见，此时的观影者已经初具进步思想和救亡图存的家国观念。
1935年元旦，由孙瑜导演的左翼电影作品《大路》横空出世，影片一经上映，便激起了陕西影评人的热烈讨论。客徵在其影评《看了大路后》中给予该片极高的评价：“……《大路》是一九三四年底到一九三五年开头的伟大作品。”以《大路》为开端，陕西国民机关报中的左翼影评阵地开始蓬勃发展。1936年，《西北文化日报》开办了“电影与文艺”专栏、《西京日报》开办了“明天”副刊……大量影评人开始在这些副刊上发表电影理论文章，为左翼影评阵地增添了学理性和专业性。
四、结语
抗战初期，由陕西地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电影活动，使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站在反专制、求民主的前列，使电影文化成为革命斗争的镜子和救亡图存的旗帜，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推进爱国民主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1.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合作项目——陕西党史重点课题（2025HZ1061）。
与上海相比，陕西地区地理位置偏僻，电影业的发展滞后很多。据陕西省《陇州志》记载，清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陇州州署及巡警局放映无声黑白电影，这是陇县电影放映之始，也是电影放映活动最早传到陕西的年份。20世纪30年代初，电影在发达地区已经成为新兴娱乐方式的代表，电影放映与观赏蔚然成风。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文化思想的传播以及商业的发展，陕西也出现了专门的电影放映场所，阿房宫大戏院就是其中之一。《西京日报》对阿房宫大戏院成立当日的情形进行了报道：“记者昨赴该院，晤负责人封至模君，承引道参观一周，布置颇为艺术，内部亦甚清洁，……座位共设六百，未有站位，特定于每星期日票价减为一角，以免有向隅之感。…现向上海订购音乐用具，不日即可运陕，以便休息时之演奏云云。”
阿房宫大戏院从1932年创业起，经历了90个春秋，它不仅为市民提供了观看影戏的新方式，促进商业发展，还为左翼进步电影、思想的宣传提供了基础条件，同时也代表了电影这种新型的娱乐方式在陕西地区的悄然扎根，是陕西由闭塞传统走向现代化发展的象征。
1932年，西北影片公司在西安派驻代表，经营影片。后来，国内外各影业公司接踵而来，由其代表或代理人直接与陕西各电影院、影剧院建立业务合作关系。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华北和沿海一些城市后，外国影片公司在中国开办的公司及代理机构和国内的一些影片公司，纷纷撤离沿海，转向内地经营，陆续在陕设立影片经营机构或代理人。
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抗日浪潮和世界反法西斯形势的需要，西京政府当局允许发行和放映一些苏联影片，如《歼倭记》《雪地行军》《今日苏联》《苏联新青年》等。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不断扩大，沿海与内地交通运输受阻，各公司驻陕西的代表和代理人几乎全部撤离西安。各公司的影片统由西安民光电影院代理出租发行，供片办法也改为一片多供。
二、电影放映政策
1937年，抗日战火四起，西安各行业纷纷成立了有组织、有规范的同业公会，同业公会作为政府与各行各业之间的连接组织，积极募款以支援抗战。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西京市电影戏剧业支会成立于1937年8月25日。公会以“维持增进同业之公共利益及矫正弊害”为宗旨，将“负起抗敌后援责任，以求世界之永久和平”作为办会责任。
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陕西地区积极蓬勃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公会在成立第三日即决定举办3天游艺大会，通过游艺大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前线将士筹募资金款项，贡献陕西影剧业及陕西百姓的力量。除此之外，为建设空军、牢固国防，进一步强化对战事的支持，助长前线抗战胜利之信心，公会还应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陕西省分会之邀，“演出有关空军建设之话剧及街头剧，放映空军建设之标语纪录在卷”，并通过“一元献机运动”庆祝空军节，筹备款项以“开展国民中心主义的建军运动”“为被敌机炸死的同胞复仇”。
公会维护了陕西地区电影戏剧行业利益、促进了行业的整合、改组与发展。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公会慰劳前方战士，救济后方难民，在陕西地区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对于我国西北地区战时大后方爱国精神、抗战精神的宣传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陕西省教育厅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各省、市实施电影教育办法的规定，于1937年4月在西京市组建了电化教育服务处。电教处下设两个电影施教团，每团都配有播音指导员、电影放映人员和助理员。全省共划分三个电影巡回施教区：关中区、陕南区、陕北区（未成立施教团）。
1938年2月，为配合“新生活运动”开展4周年活动，施教团在省教育厅礼堂和莲湖公园等处为市民放映相关主题的影片。同年10月，又在市女中、西安师范、乐育中学、民兴中学等学校为学生放映《我们的首都》《抵抗》《国防的前线》等影片，旨在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与抗战热情。据《西安电影志》记载，抗战期间，由于机器配件短缺，汽油缺乏，经费不足等原因，陕西省电影施教团的电影放映活动逐渐减少。
三、左翼影评兴起
1935年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积极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随着中共对东北军在文化方面的不断渗透和影响，左翼文艺工作者实际上掌握了一部分国民机关报，并在其中进行左翼文艺作品宣传。在1931年创刊的《西北文化日报》中不定期刊发了中共与东北军、西北军中的一些进步人士的座谈，内容包括“抗日问答、抗日的经费问题、大西北的形势、整顿东北军内部的两个提纲”等。他们委托王菊人在陕西绥靖公署印刷所印刷成六十四开的小册子，定名为《活路》，在两军广大官兵之间秘密分发；东北军六十七军机关报《东望》的月刊编辑是中共党员王士达……大量诗歌、小说、影评等左翼文艺作品通过这些报刊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广泛传播。
陕西地区最早有关影评的报纸文字是《西北文化日报》于1932年3月21日刊登的一篇佚名文章《我们需要看的电影》。作者在文章开篇第一句便写道“影片之价值在是否有时代性，绝非枯坐两小时博一时之欢娱者而已”，并将电影内容与促进抗战相联系，认为“影片之刺激，能使懦夫奋强，冷血腾沸，方今大战将始，武备竞尚，应如何奋发，以图自强，业影院者固宜多映此类影片”，还将《西线无战事》作为能引起全民作战兴奋的影片示例，“盼其能遍映于我国都市乡村，以激发自卫天性，抗日御外莫善于此焉！”由此可见，此时的观影者已经初具进步思想和救亡图存的家国观念。
1935年元旦，由孙瑜导演的左翼电影作品《大路》横空出世，影片一经上映，便激起了陕西影评人的热烈讨论。客徵在其影评《看了大路后》中给予该片极高的评价：“……《大路》是一九三四年底到一九三五年开头的伟大作品。”以《大路》为开端，陕西国民机关报中的左翼影评阵地开始蓬勃发展。1936年，《西北文化日报》开办了“电影与文艺”专栏、《西京日报》开办了“明天”副刊……大量影评人开始在这些副刊上发表电影理论文章，为左翼影评阵地增添了学理性和专业性。
四、结语
抗战初期，由陕西地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电影活动，使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站在反专制、求民主的前列，使电影文化成为革命斗争的镜子和救亡图存的旗帜，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推进爱国民主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1.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合作项目——陕西党史重点课题（2025HZ1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