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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际传播，共建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
文章字数：4186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指出，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及系列探索，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引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加强该理念与实践成果国际传播，对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凝聚共识、增进互信、实质推进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安全共同体理念传播的东盟价值
（一）夯实区域安全合作的理论根基
自古以来，华夏大地就孕育了“天下为公”的义利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命运与共”的安全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中外经典安全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特点，提出“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核心理念，打破了传统安全理论中“零和博弈”“军事至上”的思维桎梏。
该理念的传播过程，本质上是全球安全治理理念的启蒙与共识凝聚过程。通过学术交流、官方对话等传播渠道，安全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命运与共”“互利共赢”思想逐步融入区域安全治理话语体系中，为东盟各国理解中国的安全观提供了理论载体。例如，在东盟地区论坛（ARF）、中国-东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晤等机制中，该理念的反复传播促使“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等概念被纳入多项联合声明，成为区域安全合作的理论共识，为后续开展反恐、海事安全、灾害救援等领域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实践落地
共同安全体是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支柱，而理念传播与认同则是连接二者的关键纽带。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前提是需要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多领域形成高度共识，其中安全领域的共识尤为重要。安全共同体理念以“共同应对安全挑战”为目标，精准契合了复杂国际治理背景下东盟各国对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现实需求。
通过持续传播，该理念倡议能深化安全共同体认知，辅以合作实践逐步消除部分国家对中国发展的“安全疑虑”，增强东盟各国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认同。如在南海问题上，中国通过双边磋商、多边论坛、防务智库等平台传播“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理念，推动与东盟各国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有效管控了局势，体现了安全共同体理念在化解分歧、凝聚共识中的作用。同时，理念传播也促进了安全合作机制的完善，从中国—东盟防长对话到联合军事演习，从打击犯罪、反恐情报交流到灾害救援协作，一系列合作实践均源于安全共同体理念的引领，而这些实践又进一步夯实了命运共同体的安全基础，形成“理念传播－合作实践－共识深化”的良性循环，有效推动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
（三）提供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当前，全球安全治理面临“多边治理困境”“文明价值断层”“逆全球化”等多重挑战，传统西方安全理论已难以回答和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安全局势。以安全共同体为核心内容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安全观作为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理论创新，其传播不仅对区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更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新视角、新路径。
该理论创新所蕴含的“共同安全”思想，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安全模式，主张“世界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强调“安全是共同的、不可分割的”，反对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之上，为解决全球安全不平衡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同时，“综合安全”理念将安全范畴从传统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拓展至经济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顺应了全球安全问题合作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通过在国际场合传播安全共同体理念，中国向世界展示了非对抗性、非排他性的安全治理方案，如《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2030）》发布，践行了“综合安全”理念，为全球公共安全治理贡献了力量。这一理念的传播，不仅提升了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话语权，更丰富了全球安全治理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
二、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理念传播的困境
（一）认知偏差与理念误读
认知层面的障碍是理念传播面临的首要困境。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的差异，东盟各国对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理念的认知存在明显分化。部分东盟国家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影响较深，习惯以“权力制衡”“阵营对抗”的思维解读中国的安全主张，将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理念误解为“中国主导区域安全秩序”的工具，产生“制度性猜疑”。
这种认知偏差的形成源于多重因素。一是历史记忆的影响，部分国家对区域大国存在心理警惕，将中国和平崛起与“大国霸权”相联想，从而对中国提出的安全理念产生本能排斥。二是信息不对称，中国在理念传播过程中，对理念的内涵阐释不够精准、通俗，未能充分结合东盟各国的文化语境与现实需求，导致理念在跨文化传播中出现“意义损耗”，例如将“共同安全”简单等同于“集体安全”，忽视了二者在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上的差异。三是西方舆论的误导，部分西方国家出于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通过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如“9·3”阅兵），曲解中国-东盟安全真实内涵。
（二）传播载体与渠道的“结构性缺陷”
1.合作实践与理念传播的“脱节”
安全共同体理念需要通过具体的合作项目“落地生根”，但目前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多集中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如反恐、禁毒、公共卫生），且以“功能性合作”为主，缺乏“制度性整合”。
2.话语传播的“单向性”与“在地化缺失”
中国对安全共同体理念的传播仍以“官方主导”为主，缺乏“东盟视角”的话语转化。例如，国内学者和媒体的阐释多基于“中国立场”，较少结合东盟国家的历史语境、文化传统和安全关切进行“本土化表达”；同时，对东盟本土智库、媒体、民间组织的“借力不足”，导致理念传播缺乏“在地化代言人”，难以进入东盟的“主流话语场”。
3.民间层面的“认知断层”
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全民共识”，但当前中国与东盟的民间交流多集中于“经济、文化领域”，安全领域的民间沟通（如青年安全论坛、民间防务交流）相对不足。东盟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多来自“经济合作”（如“一带一路”项目）或“负面新闻”（如中国商品竞争），对“安全共同体”等理念几乎没有认知。这种“民间认知断层”导致理念传播缺乏“社会基础”——即便官方达成一定共识，也难以转化为“区域社会的集体认同”。
三、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理念传播的进路
（一）话语体系的“双向适配”策略：破解认知错位
1.建立“东盟话语解码－中国理念转译”数据库
联合东盟本土智库系统性梳理《东盟宪章》核心原则、各国安全话语偏好（如印尼“全球海洋支点”、马来西亚“东盟中心主义”），构建“关键词对应表”——将“共同安全”转译为“东盟式合作安全的延伸”，“综合安全”拆解为“粮食－能源－网络安全协同框架”，确保理念阐释贴合东盟政治语境与安全叙事习惯。
2.推出“分层级话语产品矩阵”
针对官方层面，制作《理念与东盟机制兼容性白皮书》，用东盟防务术语解读合作逻辑；针对智库层面，发布“国别定制版研究简报”，如给越南侧重“粮食安全合作案例”、给新加坡突出“网络安全联动机制”；针对公众层面，将理念转化为“安全合作故事手册”，用“南海联合搜救救人事件”等具象案例替代抽象表述。
（二）传播渠道的“在地深耕”策略：突破单向传播瓶颈
1.构建“本土代理人”传播网络
升级“东盟本土话语赋能计划”：在东盟十国各遴选具有官方背景的资深学者，组建“咨询顾问团”；资助其在东盟议会、防务院校等官方场合发声，通过“insider视角”增强理念可信度，避免“外部灌输”标签。
2.打造“场景化”新媒体传播矩阵
放弃通用化科普，针对东盟不同平台特性定制内容：在 TikTok推出“1分钟安全合作vlog”，实拍联合军演、应急救援现场；在Line开设“安全问答机器人”，解答民众对“理念是否影响主权”等疑虑；与马来西亚《星报》、泰国《曼谷邮报》合作“沉浸式报道”，组织记者探访中老铁路安全保障项目，以体验式内容渗透理念。
3.激活“民间渗透型”传播载体
联合东盟各国教育部开发“安全合作通识课程”，纳入高校国际关系专业教材；在印尼、菲律宾等国举办“安全主题漫画大赛”“社区安全论坛”，将理念融入民间文化活动；依托“中国—东盟中心”在东盟各国设立“理念体验展厅”，用互动沙盘展示海上合作路线，降低认知门槛。
（三）传播与实践的“深度绑定”策略：消解“理念空泛”质疑
1.建立“项目－传播”同步推进机制
所有中国—东盟安全合作项目强制嵌入“传播模块”：在“联合反恐训练”中邀请东盟媒体全程跟拍，制作“训练日记”系列报道；在“网络安全中心”运营中定期发布“区域安全威胁报告”，标注“基于共同体理念协同应对”；项目竣工后举办“民生影响发布会”，用“减少海盗袭击率”“应急响应提速时长”等数据佐证理念价值。
2.打造“标杆性传播案例库”
遴选3～5个成熟度高的合作项目（如中越边境联合禁毒、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应急平台），制作“理念落地全景报告”，包含合作背景、理念对接过程、实际成效等要素；通过东盟秘书处官网、各国外交部渠道转发，形成“官方背书+实证支撑”的传播闭环，为理念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四）传播效果的“动态优化”策略：应对差异化需求
1.实施“国别动态监测与调整”机制
委托东盟本土民调机构（如印尼 SMRC、新加坡IPS）每季度开展“理念认知度调查”，重点监测三类指标：官方接受度（政府声明提及频次）、智库认同度（学术论文引用态度）、民众知晓度（理念关键词识别率）；针对泰国、菲律宾等认知度偏低国家，临时加推“双边合作专场发布会”。
2.建立“争议响应”快速反馈通道
组建“跨部门应急传播小组”，涵盖外交部发言人、东盟问题专家、国际法学者；当西方炒作“威胁东盟论”时，在24小时内联合东盟智库发布《理念与东盟中心地位兼容性分析》，并通过“顾问团”成员在东盟主流媒体发布解读文章，第一时间对冲负面叙事。
3.AI赋能差异化传播
在内容生产端，依托 AIGC 技术打造产能矩阵，针对东盟不同国家文化偏好，定制微短剧、纪录片等多元内容，如推出柬埔寨语AIGC微短剧适配本地需求。借助多语种译制平台，实现泰语、越南语等8种东盟官方语言的智能译配，大幅降低传播成本。
在精准触达层面，通过AI算法分析各国受众媒介习惯，如在马来西亚利用AI枢纽优化TikTok内容推荐，在新加坡强化移动互联网平台分发。结合AR学习平台等技术场景，将文化、教育内容转化为沉浸式体验，增强情感共鸣。
同时构建“技术+内容+渠道”协同机制，联动政企民主体，让差异化传播更具穿透力。
作者系广西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东盟传播与认同策略研究（编号2021XGJ006）阶段性成果。
一、安全共同体理念传播的东盟价值
（一）夯实区域安全合作的理论根基
自古以来，华夏大地就孕育了“天下为公”的义利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命运与共”的安全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中外经典安全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特点，提出“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核心理念，打破了传统安全理论中“零和博弈”“军事至上”的思维桎梏。
该理念的传播过程，本质上是全球安全治理理念的启蒙与共识凝聚过程。通过学术交流、官方对话等传播渠道，安全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命运与共”“互利共赢”思想逐步融入区域安全治理话语体系中，为东盟各国理解中国的安全观提供了理论载体。例如，在东盟地区论坛（ARF）、中国-东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晤等机制中，该理念的反复传播促使“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等概念被纳入多项联合声明，成为区域安全合作的理论共识，为后续开展反恐、海事安全、灾害救援等领域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实践落地
共同安全体是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支柱，而理念传播与认同则是连接二者的关键纽带。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前提是需要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多领域形成高度共识，其中安全领域的共识尤为重要。安全共同体理念以“共同应对安全挑战”为目标，精准契合了复杂国际治理背景下东盟各国对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现实需求。
通过持续传播，该理念倡议能深化安全共同体认知，辅以合作实践逐步消除部分国家对中国发展的“安全疑虑”，增强东盟各国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认同。如在南海问题上，中国通过双边磋商、多边论坛、防务智库等平台传播“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理念，推动与东盟各国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有效管控了局势，体现了安全共同体理念在化解分歧、凝聚共识中的作用。同时，理念传播也促进了安全合作机制的完善，从中国—东盟防长对话到联合军事演习，从打击犯罪、反恐情报交流到灾害救援协作，一系列合作实践均源于安全共同体理念的引领，而这些实践又进一步夯实了命运共同体的安全基础，形成“理念传播－合作实践－共识深化”的良性循环，有效推动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
（三）提供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当前，全球安全治理面临“多边治理困境”“文明价值断层”“逆全球化”等多重挑战，传统西方安全理论已难以回答和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安全局势。以安全共同体为核心内容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安全观作为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理论创新，其传播不仅对区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更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新视角、新路径。
该理论创新所蕴含的“共同安全”思想，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安全模式，主张“世界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强调“安全是共同的、不可分割的”，反对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之上，为解决全球安全不平衡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同时，“综合安全”理念将安全范畴从传统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拓展至经济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顺应了全球安全问题合作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通过在国际场合传播安全共同体理念，中国向世界展示了非对抗性、非排他性的安全治理方案，如《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2030）》发布，践行了“综合安全”理念，为全球公共安全治理贡献了力量。这一理念的传播，不仅提升了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话语权，更丰富了全球安全治理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
二、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理念传播的困境
（一）认知偏差与理念误读
认知层面的障碍是理念传播面临的首要困境。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的差异，东盟各国对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理念的认知存在明显分化。部分东盟国家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影响较深，习惯以“权力制衡”“阵营对抗”的思维解读中国的安全主张，将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理念误解为“中国主导区域安全秩序”的工具，产生“制度性猜疑”。
这种认知偏差的形成源于多重因素。一是历史记忆的影响，部分国家对区域大国存在心理警惕，将中国和平崛起与“大国霸权”相联想，从而对中国提出的安全理念产生本能排斥。二是信息不对称，中国在理念传播过程中，对理念的内涵阐释不够精准、通俗，未能充分结合东盟各国的文化语境与现实需求，导致理念在跨文化传播中出现“意义损耗”，例如将“共同安全”简单等同于“集体安全”，忽视了二者在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上的差异。三是西方舆论的误导，部分西方国家出于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通过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如“9·3”阅兵），曲解中国-东盟安全真实内涵。
（二）传播载体与渠道的“结构性缺陷”
1.合作实践与理念传播的“脱节”
安全共同体理念需要通过具体的合作项目“落地生根”，但目前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多集中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如反恐、禁毒、公共卫生），且以“功能性合作”为主，缺乏“制度性整合”。
2.话语传播的“单向性”与“在地化缺失”
中国对安全共同体理念的传播仍以“官方主导”为主，缺乏“东盟视角”的话语转化。例如，国内学者和媒体的阐释多基于“中国立场”，较少结合东盟国家的历史语境、文化传统和安全关切进行“本土化表达”；同时，对东盟本土智库、媒体、民间组织的“借力不足”，导致理念传播缺乏“在地化代言人”，难以进入东盟的“主流话语场”。
3.民间层面的“认知断层”
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全民共识”，但当前中国与东盟的民间交流多集中于“经济、文化领域”，安全领域的民间沟通（如青年安全论坛、民间防务交流）相对不足。东盟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多来自“经济合作”（如“一带一路”项目）或“负面新闻”（如中国商品竞争），对“安全共同体”等理念几乎没有认知。这种“民间认知断层”导致理念传播缺乏“社会基础”——即便官方达成一定共识，也难以转化为“区域社会的集体认同”。
三、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理念传播的进路
（一）话语体系的“双向适配”策略：破解认知错位
1.建立“东盟话语解码－中国理念转译”数据库
联合东盟本土智库系统性梳理《东盟宪章》核心原则、各国安全话语偏好（如印尼“全球海洋支点”、马来西亚“东盟中心主义”），构建“关键词对应表”——将“共同安全”转译为“东盟式合作安全的延伸”，“综合安全”拆解为“粮食－能源－网络安全协同框架”，确保理念阐释贴合东盟政治语境与安全叙事习惯。
2.推出“分层级话语产品矩阵”
针对官方层面，制作《理念与东盟机制兼容性白皮书》，用东盟防务术语解读合作逻辑；针对智库层面，发布“国别定制版研究简报”，如给越南侧重“粮食安全合作案例”、给新加坡突出“网络安全联动机制”；针对公众层面，将理念转化为“安全合作故事手册”，用“南海联合搜救救人事件”等具象案例替代抽象表述。
（二）传播渠道的“在地深耕”策略：突破单向传播瓶颈
1.构建“本土代理人”传播网络
升级“东盟本土话语赋能计划”：在东盟十国各遴选具有官方背景的资深学者，组建“咨询顾问团”；资助其在东盟议会、防务院校等官方场合发声，通过“insider视角”增强理念可信度，避免“外部灌输”标签。
2.打造“场景化”新媒体传播矩阵
放弃通用化科普，针对东盟不同平台特性定制内容：在 TikTok推出“1分钟安全合作vlog”，实拍联合军演、应急救援现场；在Line开设“安全问答机器人”，解答民众对“理念是否影响主权”等疑虑；与马来西亚《星报》、泰国《曼谷邮报》合作“沉浸式报道”，组织记者探访中老铁路安全保障项目，以体验式内容渗透理念。
3.激活“民间渗透型”传播载体
联合东盟各国教育部开发“安全合作通识课程”，纳入高校国际关系专业教材；在印尼、菲律宾等国举办“安全主题漫画大赛”“社区安全论坛”，将理念融入民间文化活动；依托“中国—东盟中心”在东盟各国设立“理念体验展厅”，用互动沙盘展示海上合作路线，降低认知门槛。
（三）传播与实践的“深度绑定”策略：消解“理念空泛”质疑
1.建立“项目－传播”同步推进机制
所有中国—东盟安全合作项目强制嵌入“传播模块”：在“联合反恐训练”中邀请东盟媒体全程跟拍，制作“训练日记”系列报道；在“网络安全中心”运营中定期发布“区域安全威胁报告”，标注“基于共同体理念协同应对”；项目竣工后举办“民生影响发布会”，用“减少海盗袭击率”“应急响应提速时长”等数据佐证理念价值。
2.打造“标杆性传播案例库”
遴选3～5个成熟度高的合作项目（如中越边境联合禁毒、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应急平台），制作“理念落地全景报告”，包含合作背景、理念对接过程、实际成效等要素；通过东盟秘书处官网、各国外交部渠道转发，形成“官方背书+实证支撑”的传播闭环，为理念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四）传播效果的“动态优化”策略：应对差异化需求
1.实施“国别动态监测与调整”机制
委托东盟本土民调机构（如印尼 SMRC、新加坡IPS）每季度开展“理念认知度调查”，重点监测三类指标：官方接受度（政府声明提及频次）、智库认同度（学术论文引用态度）、民众知晓度（理念关键词识别率）；针对泰国、菲律宾等认知度偏低国家，临时加推“双边合作专场发布会”。
2.建立“争议响应”快速反馈通道
组建“跨部门应急传播小组”，涵盖外交部发言人、东盟问题专家、国际法学者；当西方炒作“威胁东盟论”时，在24小时内联合东盟智库发布《理念与东盟中心地位兼容性分析》，并通过“顾问团”成员在东盟主流媒体发布解读文章，第一时间对冲负面叙事。
3.AI赋能差异化传播
在内容生产端，依托 AIGC 技术打造产能矩阵，针对东盟不同国家文化偏好，定制微短剧、纪录片等多元内容，如推出柬埔寨语AIGC微短剧适配本地需求。借助多语种译制平台，实现泰语、越南语等8种东盟官方语言的智能译配，大幅降低传播成本。
在精准触达层面，通过AI算法分析各国受众媒介习惯，如在马来西亚利用AI枢纽优化TikTok内容推荐，在新加坡强化移动互联网平台分发。结合AR学习平台等技术场景，将文化、教育内容转化为沉浸式体验，增强情感共鸣。
同时构建“技术+内容+渠道”协同机制，联动政企民主体，让差异化传播更具穿透力。
作者系广西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东盟传播与认同策略研究（编号2021XGJ00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