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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基层治理创新路径探析
李伟彬
文章字数:1721
   引言:时代浪潮下的治理新命题
  在数字技术深刻重塑社会运行方式的今天,基层治理正站在传统与创新的交汇点上。当城市居民通过手机App参与社区事务投票,当乡村网格员利用无人机巡查山林火情,当区块链技术被应用于扶贫资金监管,这些场景不仅标志着治理工具的革命性升级,更预示着治理逻辑的深层变革。数字化转型绝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倒逼基层治理体系重构价值坐标、重塑运行模式的契机。在此进程中,如何让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同频共振,如何使数据流动与制度创新相互支撑,成为破解基层治理效能瓶颈的关键。
   一、技术赋能:从“信息孤岛”到“治理云脑”
  基层治理长期受困于数据割裂导致的决策迟滞。某山区乡镇在汛期需同时向水利、交通、民政等8个部门报送灾情数据,重复录入消耗了救援黄金时间。搭建全域数据共享平台,破除部门间信息壁垒,已成为提升应急响应能力的首要任务。浙江省推行的“基层治理四平台”整合了综治、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七大模块数据流,通过智能算法自动生成风险预警图谱,使跨部门协同效率显著提升。
  但技术赋能不应止步于数据整合。上海市长宁区开发的“社区云”系统,将房屋、人口、事件等基础数据与12345热线、物联感知设备实时联动,构建起“智能发现-自动派单-处置反馈-效能评估”的闭环机制。当独居老人家中水电数据异常时,系统可自动触发预警并通知网格员上门查看,这种“无感化服务”真正体现了技术的人本价值。未来治理系统的进化方向,应是打造具备自学习能力的“数字孪生社区”,通过虚拟建模预演决策效果,为现实治理提供决策沙盘。
  二、机制重构:破除“指尖形式主义”陷阱
  数字化转型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治理异化现象。西部某县村干部日均需登录5个政务平台、填报7类电子台账,数字留痕演变为新型负担。某地疫情防控期间,“无人机+AI识别”的创新巡查本为减轻人力消耗,却因要求网格员每日上传20张整改对比图而沦为数字表演。这种现象折射出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提醒我们必须建立技术应用的伦理边界。
  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于制度创新而非技术堆砌。深圳市推出的“清单式放权”改革值得借鉴,该市梳理出街道级257项“不应承担事项”,明确禁止上级部门向基层转嫁数字填报任务。同时建立“数字准入评审机制”,任何新系统的推广必须通过基层负担影响评估。更为关键的是重构考核评价体系,北京市朝阳区将大部分的考核权重分配给群众“好差评”数据,利用情感分析技术捕捉12345工单中的情绪波动,使数字治理真正回归服务本质。
  三、主体激活: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生态
  数字时代的基层治理不应是政府的独角戏。成都市武侯区“区块链+社区基金”模式中,居民通过参与垃圾分类、志愿服务积累公益积分,既可兑换社区服务也可参与民生项目投票,这种数字激励链让社区治理从“被动管理”转向“主动共建”。杭州市拱墅区开发的“云上协商厅”,运用共识算法将上万条市民建议自动聚类成各个改造议题,通过VR技术实现方案沉浸式体验,使老旧小区改造支持率得以跃迁。
  这种协同治理需要培育新型治理主体。广州市培育的“数字乡贤”群体颇具启示,他们既是掌握直播带货技能的新农人,也是懂得运用“粤省事”平台的调解能手,更成为连接政府数字系统与乡土社会的中介力量。当江苏某镇开发“乡愁码”平台,发动海外侨胞云端参与家乡规划时,数字技术正在重构“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地理边界。未来的治理创新,应着力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协同、社会组织补位、群众共创的生态系统,使每个参与者都能在数字治理网络中找到赋能节点。
  四、结语:在技术理性与治理温度之间寻找平衡
  站在数字文明的门槛上回望,从“枫桥经验”的手写台账到“城市大脑”的智能感知,基层治理的形态之变始终围绕着“人”的逻辑展开。浙江德清县“数字乡村一张图”在精准监测农田墒情的同时,仍保留着乡干部每月走访“说事长廊”的传统;深圳坪山区“民生诉求系统”虽能实现98%的诉求智能分拨,但坚持要求每件办结事项必须有工作人员实地回访。这些实践揭示着治理现代化的真谛:数字化转型不是用机器替代人,而是让技术延伸服务的触角;不是用数据解构信任,而是以智慧凝聚共识。唯有坚持工具革新与价值传承的双轮驱动,方能在技术理性与治理温度之间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之路。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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