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空心化的本质是人口、土地、产业等核心生产要素的空间错配，且居住环境与就业需求呈现结构性脱节。吉林省作为我国东北边疆重要屏障，拥有1438公里中朝、中俄边境线，且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白山市、通化市等边境区域聚居着朝鲜族等跨境民族。可以说吉林省既是强边固防前沿，也是兴边富民行动核心区。长期以来，当地边境村落受产业基础薄弱、就业机会匮乏、公共服务滞后等因素影响，陷入“人口外流—产业萎缩—空间闲置—治理弱化”的恶性循环，既削弱了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也降低了基层戍边固防的人力与空间支撑。
　　居业协同理论通过打破“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分离和功能割裂，实现人、居、业三大要素深度耦合，已被证实对破解内陆乡村空心化具有实践价值。但吉林边境地区具有鲜明独特性：实证调研显示，部分边境村老龄化率达23.06%，医疗资源覆盖率不足40%，且兼具跨境属性与戍边需求，现有研究未充分适配这些特征，导致困境诊断不够精准。基于此，本文以居业协同理论为指导，结合实证调研数据，系统诊断其居业协同困境，为后续解决方案构建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一、吉林边境村空心化的跨境特征解析
　　本文通过对吉林边境3个市州、8个边境县（市）15个典型村落的实地走访与问卷调研发现，吉林边境村空心化是叠加跨境属性与戍边需求的复合型问题，核心特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跨境要素流动受限，中朝、中俄边境产业合作、文旅互动缺乏常态化机制，这与东北边境跨境产业发展的共性难题相一致；其二，戍边功能与发展需求失衡，安全防控对产业开发、空间利用形成约束，部分高潜力业态难以落地，进一步加剧人口外流。这些特征决定了其空心化破解不能照搬内陆模式，需立足居业协同理论精准诊断困境。
　　二、吉林边境村居业协同的四大核心困境
　　一是空间利用低效：居业空间存在割裂。调研发现，吉林边境村宅基地闲置率普遍为30%—50%，较内陆农村均值高出15个百分点，大量宅基地与集体用地长期闲置，土地资源浪费突出。同时，边境村落缺乏标准化产业园区、贸易集市等配套空间，居住与产业空间布局分散，无有效衔接通道，难以形成“居业相融”格局。
　　二是产业支撑能力薄弱，居业要素适配性不足。当地产业结构以传统农业、初级林业为主，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而跨境文旅、边境小额贸易等特色产业受跨境合作壁垒、基础设施配套不足等因素影响发展滞后，难以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无法满足边民就近兴业的需求。
　　三是公共服务配套滞后，安居保障能力不足。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持续向县城与中心城镇集聚，村镇级公共服务设施薄弱，不仅难以满足回流人口的安居需求，也制约了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劳动力集聚。
　　四是治理与跨境联动不足，协同发展合力缺失。居业发展涉及文旅、农业、边检、海关、乡镇政府等多个主体，各主体间政策制定与实施碎片化，而中朝、中俄边境区域的产业、文旅合作缺乏常态化机制，未能充分发挥边境地区的地缘优势。
　  三、困境背后的核心逻辑：地缘安全约束与政策治理失衡
　　通过对调研数据的深度分析，本文认为吉林边境村居业协同困境的本质，是“地缘安全约束”与“政策治理失衡”的双重作用。从地缘安全来看，边境村地处偏远，远离经济中心与市场腹地，交通物流成本高，经济基础薄弱；虽拥有生态、民族文化资源，但转化为产业优势与经济收益的能力不足；且强边固防职责对产业发展、空间开发形成约束，部分高潜力产业因安全考量难以落地，造成发展与安全失衡。
　　从政策治理来看，针对吉林边境地区的产业培育与公共服务配套政策缺乏统筹设计，各部门政策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叠加效应；基层治理主体资源整合与服务能力有限，无法有效协调多方主体、整合跨境资源，也难以提供精准就业创业支持，未能构建完善的制度与治理支撑，导致居业分离状态持续。
 　 四、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调研与理论分析得出，吉林边境村空心化的核心症结在于居业协同失衡，具体表现为空间割裂、产业薄弱、服务滞后、跨境联动不足四大困境，背后是地缘安全约束与政策治理失衡的双重逻辑。破解这一难题，需立足边境跨境特征与戍边需求，以居业协同理论为指导构建针对性解决方案。后续研究将聚焦实践路径与保障机制，为吉林边境村实现“安居有保障、兴业有支撑、戍边有强化”提供具体思路。
　　作者单位：中共长春市委党校（长春市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