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和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针对老年人的侵财类犯罪频发，传统的运动式、碎片化治理模式在应对更新迭代快、隐蔽性强的养老诈骗犯罪时已显疲态。情报融合作为一种新的情报工作范式，对于突破我国养老诈骗治理瓶颈有着重要价值。
　　一、相关概念界定
　　第一，养老诈骗犯罪是指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为名，实施诈骗、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合同诈骗、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生产销售提供假药劣药等侵害老年人财产权益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统称。养老诈骗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在2022年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中被明确提出，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明确了老年人在养老领域面临的各类风险，有利于促进对养老诈骗的综合治理。
　　第二，“情报融合”一词源于国家安全与军事领域，其核心要义是通过对多源、异构的信息进行收集、处理、关联、分析和评估，生成比任何单一信息源更准确、更全面、更有价值的“情报”，从而为决策和行动提供支持。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养老诈骗治理，“情报融合”不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共享”或“数据交换”，而是一个动态的、增值的过程。它指的是：围绕预防、预警、干预和打击养老诈骗这一共同目标，将来自公安系统的警情数据、金融机构的交易数据、电信运营商的通信数据、市场监管部门的企业注册与异常经营数据、民政部门的养老服务数据、互联网平台的涉诈内容数据，以及来自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家庭成员的社会源信息等多源、异构的数据进行系统的整合、清洗、关联、分析与研判，最终产出可指导行动、具备预测性且精准的情报产品的全过程。
 　 二、传统养老诈骗治理模式面临的瓶颈
　　为打击养老诈骗犯罪，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我国于2022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破获了大量案件并为群众挽回了巨额损失，有效遏制了犯罪势头。但现有的治理模式仍存在结构性瓶颈，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模式的“运动化”、治理措施“悬浮化”、治理权责“模糊化”等问题。
　　首先是治理主体的“碎片化”与协同壁垒。养老诈骗的治理涉及公安、检察、法院、民政、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电信主管等多个部门。在实践中，这些部门往往“各扫门前雪”，缺乏常态化、制度化的信息共享与联动机制。数据壁垒森严，信息无法有效流转，导致“情报孤岛”现象普遍存在，难以形成打击合力，联动效应严重缺失。
　　其次是治理模式的“运动化”与治理措施的“悬浮化”。“专项行动”式的治理虽然能在短期内形成高压态势，但往往“风头一过，沉渣泛起”，难以建立长效机制。同时，许多宣传、预防措施停留在表面，未能精准触达高风险老年群体，导致治理措施“悬浮”于实际需求之上，效果大打折扣。
　　最后是治理权责的“模糊化”。在跨部门、跨地区的复杂案件中，管辖权归属、证据认定标准、责任划分等问题常常引发推诿扯皮，影响办案效率。这种权责不清的状况进一步加剧了协同的难度。
　  三、情报融合对于突破养老诈骗治理瓶颈的核心价值
　　基于情报融合的理念构建养老诈骗协同治理体系，能够从根本上突破前述传统治理模式的“碎片化”“运动化”“悬浮化”和“模糊化”等瓶颈。2022年专项行动的运行模式与情报融合的核心理念——通过收集、处理、分析和分发来自不同来源的信息以支持决策和行动——高度吻合，也侧面印证了其价值。
　　第一，以情报融合打破“数据孤岛”，实现真正的“协同”。协同治理的基石是信息互通。传统养老诈骗治理中，公安、金融、市场监管、民政等部门的数据系统相互独立，形成了一个个“数据孤岛”。各部门仅能基于自身掌握的局部信息开展工作，无法形成对养老诈骗犯罪的完整认知。情报融合的核心优势在于打破这种壁垒。它通过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技术接口，以制度强制或政策激励的方式，推动各参与主体主动贡献数据。公安系统的涉诈警情记录、金融机构的老年群体异常交易数据、电信运营商的可疑通话与短信记录、市场监管部门的“空壳”养老企业注册信息、民政部门的养老服务机构备案数据等多源异构数据，都能汇入同一个情报分析平台，进行数据层面的深度联动，让跨部门协同不再停留在文件协议层面，而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联合研判、联合行动，真正形成打击养老诈骗的合力。
　　第二，以情报融合驱动“精准治理”，克服措施的“悬浮化”。传统的养老反诈治理措施存在明显的“悬浮化”问题。例如反诈宣传多采用社区张贴海报、发放传单、集中讲座等“大水漫灌”式手段，无法精准触达高风险老年群体。情报融合能够基于多维度数据生成，涵盖老年人的年龄、健康状况、经济收入、社交习惯、近期通信记录、资金交易行为等信息。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建模分析，精准识别高风险人群后，社区网格员、民警、志愿者及家庭成员可据此开展针对性干预。这种精准化治理方式，能让防范措施真正下沉至需求端，切实解决了传统治理“悬浮于实际”的问题。
　　第三，以情报融合支撑“主动预防”，摆脱被动的“运动化”。“运动式”治理本质上是事后应对。在案件高发、社会关注度提升时开展专项行动，虽能在短期内形成高压打击态势，但难以持续。专项行动结束后，诈骗活动往往会卷土重来，无法从根本上遏制犯罪势头。情报融合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其预测性和前瞻性，能够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通过对海量历史案件数据与实时动态数据的深度分析，情报融合系统能够精准挖掘养老诈骗的犯罪规律与演变趋势。该系统可敏锐识别新型诈骗手法的萌芽迹象，科学预测诈骗行为的潜在传播路径与目标人群。基于这些前瞻性预测结果，相关部门得以提前部署针对性防范措施。这种主动预防模式，能推动治理工作实现常态化、长效化开展，有效摆脱“运动式”治理的局限性。
　　第四，以情报融合明确“行动指引”，消解权责的“模糊化”。在跨部门、跨地区的养老诈骗案件办理中，管辖权归属、证据认定标准、部门责任划分等问题常常模糊不清。这容易引发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导致案件办理效率低下，甚至出现监管漏洞。一个成熟的情报融合系统，不仅能产出高质量的情报产品，还能基于预设规则和算法，自动生成清晰的行动建议，并精准分发给对应的责任主体。这种技术驱动的标准化流程，将各部门的职责以数据指令的形式明确下来，减少了人为协调的成本。各部门只需按照系统指引快速响应、协同行动，有效消解了权责模糊化带来的治理梗阻，大幅提升了养老诈骗治理的整体响应速度和处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