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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成的四重逻辑：历史、理论、文化与现实
文章字数：5421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革命迭代加速，世界多极化推进，国际格局演变。人类前途休戚与共，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起“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和平”的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成兼具深厚的历史、理论、文化、现实逻辑，梳理其生成过程，对把握理念内涵、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推动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逻辑：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承担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从历史维度梳理理念演进，可深化对其内在逻辑的把握。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深重灾难，近代中国人民虽探索学习西方，却屡遭失败。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外敌入侵首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近代中国由衰转盛的关键，为新中国建立奠定基础，也使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中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粉碎了日军夹击苏联的阴谋，支援了欧洲反法西斯斗争，维护了世界和平。此时期，党和国家已孕育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力量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际挑战与国内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为国家发展开辟道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方针，“另起炉灶”不承认旧中国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在平等基础上重建外交；“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先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再开展对外交往；“一边倒”则站在社会主义阵营，打破西方孤立封锁。这些方针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依据，彻底割裂旧中国屈辱外交，奠定国家主权独立基础。1953年12月，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以“求同存异”推动会议通过以该原则为基础的十项原则，形成“万隆精神”，标志亚非国家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改革开放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持续发展，邓小平将其扩展到经济领域并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依此原则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全球伙伴关系。如今，该原则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采纳，成为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基石。从“另起炉灶”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以其为指导，既维护主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也彰显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传统，为破解世界治理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开启中国发展新篇章。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强调开放的重要性；1981年对外开放成为基本国策，1982年写入宪法，为中国融入世界奠定法律基础。进入21世纪，江泽民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期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印证开放发展的正确性。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针对国际舆论杂音，胡锦涛提出“和谐世界”理念，2005年在联合国系统阐述，倡导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定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与世界多极化持续深化，各国相互依存程度空前提升。与此同时，全球变暖、资源短缺、粮食危机、人口膨胀、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凸显，对人类生存发展构成严峻挑战，推动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群体形成共通的全人类价值观，以应对共同问题成为共识。2013 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坦桑尼亚时，从历史视角点明中非关系本质，指出共同历史遭遇、发展任务与战略利益将双方联结为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定实践基础。2015年，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这一理念内涵拓展，明确提出“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区域合作与全球发展目标的衔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相结合，使其成为中国外交战略重要组成，上升至国家发展全局高度。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细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从区域到全球，从理念提出到实践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不断深化，始终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的核心指引。
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优秀品质。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以唯物史观拓展“世界历史”范畴，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或世界精神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看，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原始社会的地域性生产随社会分工演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推动资本扩张，打破小规模生产模式，提升生产社会化程度，促进世界范围的生产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所指的“生产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核心特征，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阶段性思维，以推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全局视角提出战略性主张，契合世界历史发展规律。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源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首次提出“政治共同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资本主义“虚假的共同体”，并通过研究人的存在方式，阐明“真正的共同体”的内涵。马克思将人的存在方式分为“对自然的依赖”“对物的依赖”“自由解放”三阶段：原始社会人类依赖群体生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受压迫，资本成为人际关系的核心，形成“虚假的共同体”；而“真正的共同体”即《共产党宣言》中的“自由人联合体”，需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吸收此思想，强调通过团结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推动人类迈向“真正的共同体”。
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结合苏俄实践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思想。初期，列宁认为两种制度无法共存，但苏俄建设中遭遇的挫折使他认识到，需结合时代背景调整策略，以维护社会主义阵营、争取发展时间。列宁提出和平共处的依据包括：各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两种制度共存是必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均需和平环境发展，苏俄需时间完善经济，资本主义需稳定环境积累财富；和平共处不意味着“无冲突”，而是从军事对抗转向经济科技竞争，即“经济战争正在代替用武器和坦克进行的战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此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正是和平共处思想在新时代的体现，为应对百年变局提供理论支撑。
三、文化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历程。“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等源自中华文化的思想理念，不仅为中国自身发展提供了指引，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注入了深厚文化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要创新发展全球治理理念，主动从中华文化中挖掘积极的处世之道与治理智慧，找到其与当今时代需求的契合点。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与中国古代大同思想高度契合。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未来理想社会，那里没有剥削与压迫，每个人都能自由全面发展。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体现了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景，同样表达了对人类共同繁荣的追求。毛泽东以“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抒发了共产主义理想。周恩来通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是对“天下为公”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内涵，承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中国外交的文化根基深厚且独特，西周史伯即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和谐是事物发展的前提，不同事物相互调和才能生成新事物，若只是相同事物叠加则无法延续。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荀子的“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等思想，也都体现了对和谐与差异的重视，共同构成了中国外交的文化根基。中国始终坚持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各国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发展道路，不能简单“照搬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是“和而不同”思想的新时代表达，它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明确了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发展立场，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在现代外交中的延续与发展。
“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唐代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出“牛溲马勃，俱收并蓄”的思想，意为将各种看似无用之物都收集起来，加以利用，体现了一种广泛吸纳、兼容并包的态度。这与马克思主义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主张相契合。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正是在批判地借鉴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彰显了其开放包容的理论品格。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也充分证明了文明互鉴的重要性。近代以来，中国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推动自身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一特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深厚的人文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以开放的姿态促进文明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四、现实逻辑：新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发展需要
21世纪以来，科技革命与经济全球化带来机遇，但也引发全球治理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应对新时代挑战的“中国方案”，顺应了各国共同发展的需求。
深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防范国家安全风险。经济全球化使各国联系空前紧密，但发达国家凭借优势维护自身利益，导致国际秩序失衡；霸权主义、恐怖主义、“三大赤字”即和平、发展、治理等问题，威胁全球安全。面对挑战，需摒弃狭隘的国家主义，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21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他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该安全倡议倡导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这两大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具体实践，为世界各国防范安全风险、化解各类矛盾提供了重要的价值遵循。
创新国家经济发展模式，消解经济全球化挑战。经济全球化推动各国合作，但也加剧发展不平衡：发达国家通过资本扩张、市场垄断扩大贫富差距；贸易保护主义、金融风险等构筑资源流动壁垒；金融寡头操纵经济，导致利益分配不公。应对这些问题，需以开放合作推动经济转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近年来，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搭建服贸会、消博会等平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2023年第六届进博会汇聚全球企业，促进经贸与数字经济合作；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吸引外资金融机构来华展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消解经济全球化挑战、实现各国互利共赢提供了实践路径。
平衡工业与环境发展矛盾，共建生态命运共同体。工业发展引发了生态危机，全球变暖、极端天气等问题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恩格斯曾发出警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这深刻地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提醒我们必须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应对生态危机，需要各国协同合作，共同建立生态治理的共识。2015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习近平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全球生态治理。2022年，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强调：“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携手合作”为核心，为平衡工业与环境发展、解决全球生态问题提供了清晰的治理思路，倡导各国摒弃单打独斗，共同承担起保护地球家园的责任，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小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各个国家解决共同难题的中国方案，更是全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前进的前途和方向的中国方案。它生成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之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理念；更是对当今国家安全和发展风险、经济风险、生态环境风险的现实回应，是一个全新的蕴含着东方智慧的国际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实现全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动写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世界各国的共同使命，建立各个国家积极友好的经济贸易往来的世界网络，破除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深化交流合作，凝聚全球共识，共克时艰，共同进步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途径。但是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各个国家共同努力，长期合作积累形成的过程。我们坚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人类必定会有一个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历史逻辑：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承担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从历史维度梳理理念演进，可深化对其内在逻辑的把握。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深重灾难，近代中国人民虽探索学习西方，却屡遭失败。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外敌入侵首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近代中国由衰转盛的关键，为新中国建立奠定基础，也使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中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粉碎了日军夹击苏联的阴谋，支援了欧洲反法西斯斗争，维护了世界和平。此时期，党和国家已孕育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力量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际挑战与国内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为国家发展开辟道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方针，“另起炉灶”不承认旧中国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在平等基础上重建外交；“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先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再开展对外交往；“一边倒”则站在社会主义阵营，打破西方孤立封锁。这些方针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依据，彻底割裂旧中国屈辱外交，奠定国家主权独立基础。1953年12月，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以“求同存异”推动会议通过以该原则为基础的十项原则，形成“万隆精神”，标志亚非国家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改革开放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持续发展，邓小平将其扩展到经济领域并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依此原则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全球伙伴关系。如今，该原则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采纳，成为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基石。从“另起炉灶”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以其为指导，既维护主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也彰显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传统，为破解世界治理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开启中国发展新篇章。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强调开放的重要性；1981年对外开放成为基本国策，1982年写入宪法，为中国融入世界奠定法律基础。进入21世纪，江泽民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期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印证开放发展的正确性。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针对国际舆论杂音，胡锦涛提出“和谐世界”理念，2005年在联合国系统阐述，倡导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定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与世界多极化持续深化，各国相互依存程度空前提升。与此同时，全球变暖、资源短缺、粮食危机、人口膨胀、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凸显，对人类生存发展构成严峻挑战，推动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群体形成共通的全人类价值观，以应对共同问题成为共识。2013 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坦桑尼亚时，从历史视角点明中非关系本质，指出共同历史遭遇、发展任务与战略利益将双方联结为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定实践基础。2015年，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这一理念内涵拓展，明确提出“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区域合作与全球发展目标的衔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相结合，使其成为中国外交战略重要组成，上升至国家发展全局高度。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细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从区域到全球，从理念提出到实践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不断深化，始终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的核心指引。
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优秀品质。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以唯物史观拓展“世界历史”范畴，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或世界精神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看，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原始社会的地域性生产随社会分工演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推动资本扩张，打破小规模生产模式，提升生产社会化程度，促进世界范围的生产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所指的“生产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核心特征，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阶段性思维，以推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全局视角提出战略性主张，契合世界历史发展规律。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源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首次提出“政治共同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资本主义“虚假的共同体”，并通过研究人的存在方式，阐明“真正的共同体”的内涵。马克思将人的存在方式分为“对自然的依赖”“对物的依赖”“自由解放”三阶段：原始社会人类依赖群体生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受压迫，资本成为人际关系的核心，形成“虚假的共同体”；而“真正的共同体”即《共产党宣言》中的“自由人联合体”，需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吸收此思想，强调通过团结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推动人类迈向“真正的共同体”。
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结合苏俄实践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思想。初期，列宁认为两种制度无法共存，但苏俄建设中遭遇的挫折使他认识到，需结合时代背景调整策略，以维护社会主义阵营、争取发展时间。列宁提出和平共处的依据包括：各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两种制度共存是必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均需和平环境发展，苏俄需时间完善经济，资本主义需稳定环境积累财富；和平共处不意味着“无冲突”，而是从军事对抗转向经济科技竞争，即“经济战争正在代替用武器和坦克进行的战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此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正是和平共处思想在新时代的体现，为应对百年变局提供理论支撑。
三、文化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历程。“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等源自中华文化的思想理念，不仅为中国自身发展提供了指引，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注入了深厚文化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要创新发展全球治理理念，主动从中华文化中挖掘积极的处世之道与治理智慧，找到其与当今时代需求的契合点。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与中国古代大同思想高度契合。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未来理想社会，那里没有剥削与压迫，每个人都能自由全面发展。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体现了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景，同样表达了对人类共同繁荣的追求。毛泽东以“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抒发了共产主义理想。周恩来通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是对“天下为公”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内涵，承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中国外交的文化根基深厚且独特，西周史伯即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和谐是事物发展的前提，不同事物相互调和才能生成新事物，若只是相同事物叠加则无法延续。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荀子的“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等思想，也都体现了对和谐与差异的重视，共同构成了中国外交的文化根基。中国始终坚持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各国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发展道路，不能简单“照搬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是“和而不同”思想的新时代表达，它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明确了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发展立场，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在现代外交中的延续与发展。
“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唐代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出“牛溲马勃，俱收并蓄”的思想，意为将各种看似无用之物都收集起来，加以利用，体现了一种广泛吸纳、兼容并包的态度。这与马克思主义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主张相契合。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正是在批判地借鉴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彰显了其开放包容的理论品格。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也充分证明了文明互鉴的重要性。近代以来，中国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推动自身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一特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深厚的人文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以开放的姿态促进文明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四、现实逻辑：新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发展需要
21世纪以来，科技革命与经济全球化带来机遇，但也引发全球治理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应对新时代挑战的“中国方案”，顺应了各国共同发展的需求。
深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防范国家安全风险。经济全球化使各国联系空前紧密，但发达国家凭借优势维护自身利益，导致国际秩序失衡；霸权主义、恐怖主义、“三大赤字”即和平、发展、治理等问题，威胁全球安全。面对挑战，需摒弃狭隘的国家主义，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21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他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该安全倡议倡导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这两大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具体实践，为世界各国防范安全风险、化解各类矛盾提供了重要的价值遵循。
创新国家经济发展模式，消解经济全球化挑战。经济全球化推动各国合作，但也加剧发展不平衡：发达国家通过资本扩张、市场垄断扩大贫富差距；贸易保护主义、金融风险等构筑资源流动壁垒；金融寡头操纵经济，导致利益分配不公。应对这些问题，需以开放合作推动经济转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近年来，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搭建服贸会、消博会等平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2023年第六届进博会汇聚全球企业，促进经贸与数字经济合作；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吸引外资金融机构来华展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消解经济全球化挑战、实现各国互利共赢提供了实践路径。
平衡工业与环境发展矛盾，共建生态命运共同体。工业发展引发了生态危机，全球变暖、极端天气等问题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恩格斯曾发出警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这深刻地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提醒我们必须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应对生态危机，需要各国协同合作，共同建立生态治理的共识。2015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习近平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全球生态治理。2022年，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强调：“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携手合作”为核心，为平衡工业与环境发展、解决全球生态问题提供了清晰的治理思路，倡导各国摒弃单打独斗，共同承担起保护地球家园的责任，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小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各个国家解决共同难题的中国方案，更是全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前进的前途和方向的中国方案。它生成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之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理念；更是对当今国家安全和发展风险、经济风险、生态环境风险的现实回应，是一个全新的蕴含着东方智慧的国际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实现全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动写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世界各国的共同使命，建立各个国家积极友好的经济贸易往来的世界网络，破除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深化交流合作，凝聚全球共识，共克时艰，共同进步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途径。但是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各个国家共同努力，长期合作积累形成的过程。我们坚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人类必定会有一个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