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与阶级矛盾复杂交织，民族问题成为中国革命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1929年9月，李达编著《民族问题》，在文中特别指出：“民族问题，是世界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要了解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就必得研究民族问题。”这一论断直截了当地揭示了民族问题的根本地位，也明确了此书的理论关切与实践旨归。这部著作不仅深化和拓展了李达在《社会之基础知识》第四篇的相关内容，更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对中国民族危机与世界民族运动作出系统性理论回应，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在回应时代关切中把握写作动因
　　促使李达编写《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压迫愈发严重的历史现实。李达敏锐洞察到，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由国内的问题变为国际的问题，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重要的枢纽”。他试图通过民族问题研究来揭示世界革命的内在逻辑，为中国革命找到正确的历史方位。在帝国主义时代背景下，传统的民族观念已经无法解释和解决现实中的民族矛盾，迫切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重新审视民族问题。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的破产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必要性。李达尖锐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民族观念，指出“他们主张民族是不内包社会矛盾的集团，不承认在各民族之中，有支配剥削的民族部分与被支配被剥削的民族部分，不承认资本家地主与工人农民的对抗”。这种虚假的民族观念不仅掩盖了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更无法为被压迫民族的真正解放指明道路。
　　理论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李达写作的重要动机。大革命失败后，李达痛感当时中国革命的理论准备严重不足，遂潜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译介。他在序言中坦率承认：“在巨著的民族问题书籍还没有介绍出来的今日中国，这本小册子或许可以供研究者参考。”这表明他深知当时民族理论研究的薄弱状况，试图通过自己的理论探索为中国革命提供必要的思想武装。
　  二、在阐释民族问题中把握理论建构
　　李达理论建构的核心是对民族问题阶级实质的深刻揭示。他明确批判了将民族视为整体的错误观念，揭示了民族内部的阶级分化，指出“各民族之中，互相对立抗争”实际上是“支配的剥削的民族部分与被支配被剥削的民族部分，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营垒”之间的斗争。他深刻阐述了不同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资产阶级不仅是支配剥削其所属的民族，并且要与他民族的资产阶级斗争，以图支配剥削他民族，才能继续维持他的存在。被压迫阶级则不然，如果不打倒一切的支配阶级，不克服自民族与他民族的资产阶级，是不能得到解放的。”“苏俄的民族问题，其阶级的本质，要在以前有势力的民族的无产阶级与以前被压迫民族的农民之间，决定正确的相互关系。”这些分析充分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不仅彻底打破了超阶级的民族观念，更为正确认识民族问题奠定了科学基础。
　　李达理论建构的独特贡献体现在对统一战线理论的系统阐述。他首先强调了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联合斗争这一核心观点，明确指出：“国际被压迫阶级，在世界革命的途上，以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为其同盟军。”紧接着，他从反面论证了这种联合的必要性：“被压迫阶级不积极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就不能形成这种共同战线。”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论证，李达将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置于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中。他进一步阐述，“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巩固的同盟，想从帝国主义的支配解放出来，那是不可能的。”这些分析为其统一战线理论提供了现实依据。实际上，李达将民族解放运动视为世界革命的关键环节，将民族问题纳入了更广阔的统一战线构想之中，为后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流。
　　李达对民族自决权的理论阐释体现了其建构的辩证性。他对帝国主义民族压迫机制的深入剖析，将殖民地政策分解为九个层面加以考察，涵盖了军事镇压、经济掠夺、政治控制、文化渗透等各个维度，勾勒出帝国主义进行民族压迫的整体框架。他明确反对将民族自决权限制在自治权的范围内，强调“所谓民族自决权，实是殖民地和隶属国对于帝国主义的本国，完全脱离的权利，是被压迫民族要求独立国家存在的权利”。同时，他也指出民族自决权“不是绝对的，不是牺牲被压迫阶级革命可以单独来主张的”。这种辩证理解避免了抽象的民族主义倾向，将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有机统一起来。
　　三、在深化历史认识中把握时代价值
　　李达《民族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它回应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课题，体现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自觉。其时代价值集中体现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传承上。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李达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坚持运用马列经典作家有关帝国主义问题和民族问题的观点方法，为“中国何处去”的时代命题找出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品格。
　　李达对世界革命形势的深刻分析体现了其理论的前瞻性。他深入阐发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暴露帝国主义列强间为掠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乃是不平衡的发展，而其恢复平衡的唯一手段，即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并进一步提出：“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为打倒帝国主义而形成的被压迫阶级革命与殖民地革命之间的联合，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形成了世界革命的国际联合战线。”这不仅准确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重要的是为理解20世纪世界革命的历史进程提供了科学依据。
　　李达对民族问题最终解决途径的历史预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根本理想。他指出：“被压迫阶级胜利的结果，民族国家主义，必随而消灭，未来的新社会，必随而建立于世界经济基础之上。”这种预见建立在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深刻分析之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感和世界眼光。他强调：“无产阶级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担当者，并且是其意识的担当者。”这不仅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责任，更为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还揭示：“苏俄政权的本质，是一切民族的工农联盟，使一切的民族，一律平等，参加经济及国家组织。”这不仅体现了对当时社会主义实践的关注，更为中国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从现实价值来看，李达《民族问题》确立的基本准则对当前的民族工作依然有重要指导作用。该书蕴含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理念，与新时代坚持各民族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完全吻合。其关于“民族的结合，不是合并，而是由于各民族的自由意志与相互的信赖”这一论断，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统一与自治、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总之，李达《民族问题》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文献，其时代意蕴深刻而持久。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以“理论界的鲁迅”之姿，完成了这部具有开创性的专著。它既是对特定历史时期民族危机的理论回应，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科学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成功实践。该书所确立的阶级分析方法、辩证统一原则和国际主义视野，不仅为当时的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指导，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李达文献搜集编辑整理研究”（23BKS201）、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李达中国现代化探索及其时代价值研究”（24JD004）、“李达党史学习教育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2YBQ082）阶段成果。